袁隆平院士的故事，我们想讲给所有孩子听！
2021年5月22日，真是个黑色的日子。
除了袁隆平先生，还收到了三位老先生离开的消息，他们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中国眼科医学界泰斗夏德昭，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文博专家杨伯达。
借用一句不能更俗的表达：一个时代在渐渐远去。
此前，同事一直期待能邀请袁隆平院士来果壳承办的“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做一场演讲。
今天起，没有机会了。
但我们一直都觉得，袁隆平院士的故事，应该要讲给每一个中国孩子听。“一日三餐，米香弥漫，饱食者当常忆袁公。”
袁隆平做过两个梦。
一个是真实的，叫“禾下乘凉梦”。这个梦的名字，是他特意命名的。细节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描述是：我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后来他把这写进了《我有一个梦》歌词：“我有着一个梦，走在田埂上，它同我一般高。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
一个是期许的，叫“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让增产的粮食至少多养活四五亿人。
他在很多场合下讲过这两个梦。
2013年在武汉大学讲过。听闻他来，原本只能坐300人的礼堂来了2000多人，最后演讲挪到了操场，袁隆平拿着扩音喇叭做了这次演讲。
袁隆平在武汉大学演讲丨凤凰网
2010年，他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讲过。他说，希望杂交水稻能够走向全世界，希望自己90岁时争取杂交水稻亩产能够达到1000公斤。
2013年4月28日，面对习近平总书记，他再次讲起了这两个梦。“在我有生之年，亩产1000公斤我也不满足。我还要向选育第五期、第六期超级杂交稻进军，直到实现‘禾下乘凉梦’。”
2020年11月2日，湖南省衡南县，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当年7月份，已经测得早稻的平均亩产是619.06公斤。
这意味着，袁隆平团队的双季稻亩产突破了1500公斤。
直播画面中，袁隆平连声说“好”。心情如何？“More than excited！”
开心得像个90岁的孩子。
袁隆平的头衔太多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一下子很难分清究竟哪个更厉害。
没关系，你只要记住这句就好了：他为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以及，他开发出的水稻杂交系统，经过千千万万育种工作者的努力，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亩产——也就减少了我们对农田面积的需求。他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环保英雄。
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评价：“袁隆平为中国解决贫困与饥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
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他还给极少数人上了难能可贵的一课，东方农业科学的成就已经超越它的发源地西方各国。”
1986年，在长沙举办的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上，袁隆平作了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提出今后杂交水稻发展的战略构想：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再向“一系法”发展，这样育种程序由繁到简，能节省更多时间和种质资源，加快育种年限。
1991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曾去袁隆平实验室参观，在显微镜下观察了一张水稻无融合生殖材料的胚胎切片材料，说，“只看到一个点。”袁隆平解释，这是一项超前研究，我们希望用水稻无融合生殖材料来固定杂种优势，这样杂交水稻就不需要年年制种了，这就是一系法杂交稻。
其实，即使最开始的“三系”研究，也不容易。
1966年2月，《科学通报》发表了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在这篇论文中，他将水稻的不育性分为三类：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部分雄性不育型。并做了预测：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找到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给水稻带来大幅度的增产。
这篇文章冲击了“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首开杂交水稻研究先河。
这篇论文发布后不久，《科学通报》停刊。
袁隆平表示：真是万幸，赶上了末班车。如果不是赶在停刊前发布，杂交水稻的成功或许会滞后若干年。
2017年，袁隆平在英文报告开场自嘲“I speak broken English(我英语说得很不好)”，但观众的反馈是：流畅，全程几乎未见停顿或错误。
有网友说：“原来他还会说英语？对不起，没有不敬的意思，可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位农民伯伯……”
袁隆平英文很好。这一点，他归功于母亲的影响。小时候，母亲就经常把孩子们围在身边，教他们说英文、给他们讲童话故事。
80岁生日晚会上，他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是母亲：
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
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源到重庆，没有您的执著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
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
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英文很好的袁隆平曾调侃太太邓哲“英文不好”，说带太太去伦敦开会，怕她走丢，就给她个写有旅馆地址和电话的牌子，又教她两句英文，一句是，Excuse me sir，一句是 can you help me？
邓哲曾上过袁隆平的遗传育种课，1963年，两人再次相逢时，她在县农业局做技术员。两人闪婚，从此相伴一生。
她一直是他坚定的支持者。“三系杂交水稻”的设想，曾遭到不少怀疑。但邓哲相信这一定会实现，她和袁隆平一起在稻田寻找适合的样本，帮他整理和分析数据。
特殊年代，袁隆平告诉邓哲，要做好分手的准备。她的回复是：大不了跟你一起种田当农民，你照样搞你的杂交水稻。
袁隆平喜欢拉小提琴。2000年2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科学在中国》文艺晚会上，他演奏了李四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行路难》。
1953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刚毕业的袁隆平服从分配，来到湖南安江农校当教师。当地偏僻落后，母亲担心他吃苦。袁隆平安慰她：按照沈从文的说法，那个地方风景和环境都不错，何况我还会拉小提琴。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他去买了把小提琴。
第一年，分配给袁隆平的教学任务不是教农学，而是教俄语。当年的学生回忆：袁老师不那么讲究，有时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当黑板刷。第二年，他才干回本行，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
这些学生是幸运的。他们这位好玩的老师，差一点去当了飞行员。
在西南农学院读大学时，袁隆平有两个遗憾：参加游泳选拔赛，因为腹泻影响了发挥，只拿了第四，只差一名没能入选；想当飞行员，体检都合格了，形势和政策变了：国家需要经济建设，大学生飞行员一律回学校继续读书。
后来袁隆平调侃自己：只好去搞农业科研了。
199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布了小行星通报第35490号，将1996年中科院河北兴隆观测站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国际小行星中心给它的永久编号是8117。
在此之前，这颗星的暂定编号是1996 SD1，SD恰好是汉语水稻的缩写，故此命名为“袁隆平星”（8117 Yuanlongping）。
有天文台请袁隆平去看那颗小行星，他没去。“小行星麻烦呀，会闯祸的，如果直径1公里的小行星撞地球，比几亿吨级的氢弹还厉害。但我的那颗星是循规蹈矩的，不会做出格的事。”
“出格”的事，其实他也做过不少。
他总是发现和别人不一样的角度。老师在课堂上讲故事，说牛顿为了家里的猫进出方便，为大猫打了大洞，为小猫打了小洞。同学们觉得，牛顿做了蠢事，打一个大洞就够了——但袁隆平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不排除两只猫会同时要钻同一个洞，就会打架。
他喜欢提问，爱琢磨“为什么”。数学课上，老师讲到“负负得正”。袁隆平问，为什么会负负得正？老师被问得愣住：你记住这么运算就行了。很多年后，袁隆平见到数学家吴文俊，还提到这件事，说，数学才是科学之母，我初中时问老师为什么负负得正，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年幼时就更不循规蹈矩了。
3岁的时候，他看到祖母抽水烟袋，发出咕噜咕噜的水泡声，就偷偷拿过来抽，被辛辣的烟水呛得难受，慌乱间摔坏了烟袋，被祖母发现，挨了打；看见铁匠经常将铁钉含在嘴里，也学着衔个铁钉，翻跟斗时不小心把钉子吞进了肚子。
这个调皮的袁家次子，1930年9月7日（庚午年农历七月初九）出生于北平（现北京）协和医院。中文系出身的父亲，依照袁家的辈分，结合出生地“北平”，给他起名“隆平”，小名“二毛”。
袁老好像神秘得不得了，难得一见。求见者自是很多，有位人大代表，在长沙住了一个星期，想见袁隆平。袁隆平说，我和他好像没什么关系嘛。
但若是和水稻、和农业有关的人来求见，容易。山西农业从业者潘西洋曾见过他很多次，在袁隆平的办公室，或者袁家。助手叮嘱潘，谈话控制在10分钟内啊。只是一说起肥料、土壤改良、水稻倒伏、食品安全这些话题，袁隆平的谈兴收不住，最后聊了半个多小时。
他又好像无所不在，在科学家这个群体中，属于少有的“出圈者”。他的出生证明显示接生者是“林巧稚”——都足以引发一个热搜。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很多充满善意调侃的“袁隆平梗图”。比如，曾有一个广泛传播的梗：“你管我，我吃你家大米啦？”有个“神最右”回复，放出了袁隆平的照片：“还真是吃过他家大米。”
他曾说，现在找我签名、照相的都是大学生、年轻人，说明社会对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尊重。我感到与过去不同的是：科学家与艺术家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尊重，崇拜科学家和艺术家，这是好现象。
袁隆平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