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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三国志原文及翻译(三国志译文原文对照版)

公元265年冬天,司马炎在洛阳登祭坛,拜天地,接受魏元帝曹奂禅让,正式登基称帝,建立西晋王朝,史称“晋武帝”。 三年后,即268年,36岁的陈寿离开故乡,蜀国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

公元265年冬天,司马炎在洛阳登祭坛,拜天地,接受魏元帝曹奂禅让,正式登基称帝,建立西晋王朝,史称“晋武帝”。

三年后,即268年,36岁的陈寿离开故乡,蜀国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奔赴晋国都城洛阳,入朝为官。他的这次荣升,缘于司空张华的举荐。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西晋政治家、文学家,乃汉留侯张良16世孙,博学多才,记忆超群,辞采竞丽,贤明睿智,以举荐贤才著称,被誉为晋之“子产”,著有《张华集》10卷,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全书《博物志》。

当时,张华位居司空,封爵关内侯,位次三公,深孚众望。蜀汉灭亡后,他寻觅蜀地英才,被陈寿的斑斓才华所吸引,可是因为“婢女事件”,陈寿饱受乡党批评,物议沸腾,屡遭贬黜,在巴山蜀水间载沉载浮,困顿蹉跎。“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张华说,陈寿大才,小有瑕疵,哪至于废弃不用啊?他毫不犹豫予以举荐,先举孝廉,再授著作郎,出任阳平(今山东莘县)县令。

陈寿在阳平县令任上的政绩如何,因史料匮乏,不明所以;而他做的一件“文事”,就是通宵达旦整理《诸葛亮集》,这部文集,囊括了蜀相诸葛亮的24篇文章。文集告竣,他百感奔涌,回望诸葛先生之神迹,自是仰望膜拜;环顾自己当下之处境,兀自欲言又止。他上表说:“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陈寿借诸葛亮著作信笔一转,称颂“大晋光明至德”光焰万丈,“泽被无疆”,显然有拍马屁之嫌。武帝司马炎读罢,龙颜大悦,任命他出任著作郎,并兼任本郡(巴西郡)中正官。客观地说,因修书而升官,总是一件好事情,值得肯定。

太康元年(280),西晋吞灭东吴,彻底结束了南北分裂之乱局,继秦朝、汉朝之后,又一次实现了全国大一统。这一年,陈寿已经48岁,年近半百的他,开始撰写《三国志》。然而宦海波浪阔,处处起漩涡,天下仕宦之士,总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陈寿在洛阳官场蹉跎数载,虽未蹈险覆舟,却也数次动荡。那一年,张华推举他担任中书郎,负责编修国史。可是,位高权重的尚书令荀勖一向嫉恨张华,连带讨厌陈寿,悄悄授意吏部,改任陈寿为长广太守。长广乃古地名,治所在今山东莱阳东部,这里是胶东腹地,山陵起伏,沟壑纵横。陈寿眼见荀勖先生目光如刀,嗖嗖生风,明白这一变动必有蹊跷,遂以老母体弱多病需要照顾为由,委婉拒绝。

荀勖先生是西晋文学家、藏书家、音律学家,博学多才,名满天下,深得武帝司马炎倚重,掌乐事,修律吕,参决朝政。这样一位当朝大僚,其行为却很不堪。为让奸邪贾充之女贾南风嫁给太子司马衷,他忽悠武帝说:“充女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晋书·荀勖传》)为国家倾覆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武帝素知太子弱智,“恐后乱国”,令荀勖与同僚和峤前往考察,和峤说太子暗弱依旧没啥变化,荀勖却赞扬太子德才兼备,“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勖”。实话实说的和峤广受世人敬重,胡说八道的荀勖被骂得狗血淋头。武帝欲废黜太子妃贾南风,荀勖又出面谏阻,贾南风得以固位,成为西晋王朝的掘墓人,时人怒骂荀勖是“倾国害时”的谄媚之徒。这样一个“害虫”,暗地里踢了陈寿一脚,将他从朝堂踢到遥远的胶东一角,他除了自叹倒霉,还能咋滴?

一天,陈寿偶然读到一部《巴蜀耆旧传》书稿,字迹虽然凌乱,意蕴却很厚重,其作者郑伯邑、赵彦信、陈申伯、祝元灵、王文表等,皆为巴蜀耆旧,对故国故土难以忘怀,记下点滴回忆,以纾解胸中块垒。由于文化水平及识见所限,书稿质量不高,陈寿于是操刀修改,撰成《益部耆旧传》十卷,流传至今。

咸宁四年(278),镇南将军杜预离京镇守荆州,临行之前上表举荐陈寿,建议他出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皇帝未置可否,最后诏命下达,任命陈寿为御史治书,负责管理皇家图籍文书。此后,老母不幸病逝,他依照惯例,辞官守丧。老母临终前,要求葬在洛陽,陈寿谨遵母命,在京城洛阳为老母筑坟尽孝。可是,这个孝义之举,却惹来天大麻烦,有人批判他不将老母送回老家安葬,乃不忠不孝之徒。随后非议四起,哓哓不休,他万般无奈,只好闭目塞听,辞谢一切俗务,尽情投入到《三国志》的修撰中。

从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48岁的陈寿开始发奋著史,到太熙元年(290),晋惠帝司马衷登基,十余年间,他潜心遨游史海,挥撒浩瀚才华,构筑自己的史学大厦。历史风云如涛似浪,历史人物前赴后继,历史事件此起彼伏——他以一支铁笔,拨弄青史之弦,弹奏千古回音,描画各色人物,铸成了一部千波万折、千锤百炼、千古不磨的《三国志》。这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据《晋书》记载,西晋文学家夏侯湛那时也在撰写《魏书》,偶尔看了陈寿《三国志》书稿,不禁仰天长叹,随手把自己的书稿投入炉火之中。夏侯湛乃曹魏悍将夏侯渊之曾孙,自幼才华超群,文章宏富,容貌秀美,与著名美男子潘岳友善,两人时常一起乘车出行,引得妇人围观,称为“双璧”。这样一位才色兼绝的学者,不惜焚稿毁书,足见其对陈寿之书的仰慕膜拜之心也。

据说,《三国志》完成不久,就在京城引起轰动,晋惠帝司马衷看罢,当即下诏,令全国百姓抄写,使得书中故事很快在民间流行起来。这一传说虽然美好,却并不靠谱。晋惠帝生来痴傻,曾演绎“何不食肉糜故事”,令天下人笑出了眼泪,说他对《三国志》痴迷如斯,颇值得怀疑呢。

概括《三国志》之神髓,约略有三:其一,叙事婉转,文笔简净。观其行文,如静水流深,不急不俗,跌宕有致,既有班孟坚凝练之风,又具太史公慷慨之绪,端的是好文章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曰:“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质辨洽”,堪与司马迁、班固并肩矗立于青史之林。

其二,隐而不失实,扬而不避污。陈寿所处的时代,波谲云诡,历史纠葛与现实矛盾交织,错综复杂,难以把握。譬如,蜀汉与曹魏,东吴与曹魏,吞灭与反抗,联合与斗争,陈寿娓娓道来,措词微而不诬,评骘激而不怒,字里行间,不时透出一些微凹史实。他对蜀汉怀有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之过失,如实记录刘备以私怨杀张裕、诸葛亮错用马谡导致惨败等事。他尊魏为正统,却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事实上摆出了三国鼎立之时代格局,显露出了一代良史的客观叙事姿态。

其三,品题人物,褒贬入骨。陈寿在叙述史实之余,犀利点评世事,入骨品题人物,滋味浓厚。他点评曹操:“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点评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他点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然而,因为“性多嫌忌,果于杀戮”,“遂致覆国”,实可哀也。在陈寿笔下,周瑜、诸葛亮、鲁肃,庞统、程昱、郭嘉,关羽、张飞、程普、黄盖等等,一个个虎啸生风,跃出书本,粉墨登场,演绎着一出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三国故事。

然而,《三国志》历来被人诟病的,就是一旦涉及大佬与权贵,便时见曲笔,刻意回护。譬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血流成河,他以一句“所过多所残戮”,一带而过;曹操兵败赤壁,他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如此一场惨败,他只说“不利”,尔后“引军还”,似乎是凯旋而归。其曲笔如此,“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赵翼语),实在不招人喜欢。

《三国志》最严重的曲笔,就是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之事,据习凿齿《汉晋春秋》、孙盛《魏氏春秋》记载,甘露五年(260),曹髦因饱受大将军司马昭逼凌,不胜忿恨,拔剑登辇,率领一干随从呼啸出宫,欲与司马昭拼命,被司马氏鹰犬贾充指使成济弑杀,年仅20岁。曹髦喊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至今振聋发聩。如此恶行,《魏书·少帝纪》的记载却极简略:“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至于因何而死,竟不着一字,却记载了郭太后历数曹髦“罪过”之令,斥责他“情性暴戾,日月滋甚”;还罗列了司马昭推卸罪责的表章:“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云云。读至此,清代史学家赵翼不禁掷笔慨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赵翼批评说,你陈寿在晋朝做官,对晋朝有所避讳,可以理解,曹魏乃隔代之事,你还如此曲笔,真是不可理喻啊!

检视对《三国志》的批评,似乎也有无稽之谈。《晋书·陈寿传》颂扬陈寿“有良史之才”,却又批判他向丁仪、丁廙兄弟的后裔公然索米,“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还说他因为老爹曾被诸葛亮判处髡刑,便在书中贬损诸葛亮,说“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这两条记载,犹如街谈巷议, 却拿来写入正史,实在不甚得体。赵翼有点看不过眼,在《廿二史札》中对此进行了批驳:“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

窃以为,说陈寿因为老爹之事对诸葛丞相耿耿于怀,故意贬损,实在有点睁着眼睛说假话的味道。其一,他早年搜集整理《诸葛亮集》,其仰慕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因为“马谡事件”牵涉其老爹陈式,他对诸葛亮有所批评,但不得不说,那也基本符合史实。其二,他在《蜀书·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丞相作出了中肯评价——“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三国志辩疑序》指出,他之所以推重陈寿,是因为他叙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司马迁)班(固)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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