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成功，1912年元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了。它宣告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但是阴谋家和创子手并不因一个民国的成立而变得圣洁和仁慈，就在人们还沉浸在民主共和胜利的喜悦之时，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冤案也正在酝酿筹划之中。这场冤案的被害者竟是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创建民国的功臣——张振武和他的助手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反满清武昌首义建丰动
为民国仗义执言埋祸根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罗田人，生于1877年（光绪三年），早年曾入湖北师范学校学习，后东渡日本，求学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依仗他们的洋枪洋炮争先恐后在中国攫取特权，野蛮地强占租界和租界地，疯狂划分势力范围，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年轻的张振武目睹国势“危殆极矣”的惨痛景象，感到只有提倡尚武，振兴国家武力，方能强国雪耻。在日本留学期间，张振武特别注意于军事攻守战法的学习和研究。日本东京是海外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聚集着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骨干力量。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更是风行。张振武也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经人介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计划发动皖浙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突然拔枪怒射巡抚恩铭，首先发难。张振武就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之一。起义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次日，徐锡麟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被残酷杀害，张振武也被迫亡命日本。不久他又冒险回国，在湖北以教师为职业，暗中进行宣传和革命组织活动，利用职业之便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反满革命思想。讲历史时，他向学生讲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满清如何入关，如何奴役汉族；讲地理，就讲清政府是如何与列强订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国土，以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反满情绪。学生们很受感染，许多人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投身反清。
张振武也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的重要领导人，负责会中财务。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他不惜卖掉罗田和竹山老家的田产。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准备在武昌起义的事情突然暴露，彭楚藩等人被害，蒋翊武等下落不明，情况万分危急，张振武与其他领导人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提前起义。起义爆发以后，在张振武的建议之下，成立了军务部，负责掌管军队编制，人事配置，饷项支出等等。当时任命孙武任部长，张振武任副部长，但孙武受伤，不能视事，张振武代理部长职务，全面负责。
袁世凯率领的清廷北洋新军大兵压境，而武昌革命党方面人员、武器均处劣势，双方战斗极为艰苦。张振武在汉口、汉阳作战中，曾三次印发《敬告我军人的白话文》，鼓舞士气。凡军队自武昌开赴前线，均先在都督府门前集合，由张副部长作战前鼓动。11月16日得到报告，说清军将至新沟，汉阳危急。张振武立即命令部下，将军务部能战斗人员点名编队，支援汉阳，他亲自率领连夜驰赴前线，夜晚行军中他不幸身负重伤。
11月27日汉阳陷落以后，都督府召开扩大军事会议，有人建议放弃武昌，东取南京作为根据地。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本来就无意抵抗，因此立表拥护。张振武义愤填膺，择刀斫地，厉声喝道：“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众人面前被如此顶撞，黎觉得极为难堪，但也只得赶紧改口表示与武昌城共存亡。然而连黎元洪都有弃城之意，武昌上下更是人心惶惶，个个准备逃难。张振武不顾重伤未愈，骑马举刀沿街高呼：“汉阳不守，乃我军疑兵之计，武昌万无一失。”军民闻之稍安，可是黎元洪仍然在12月2日黎明不顾阻拦，率其亲信逃至城外葛店。张振武闻之不胜愤怒：“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众人认为大敌当前，不宜轻易更替都督，此事只得作罢。黎元洪出走以后，守城之事由张振武全力协助刘公负责。更换都督一事，以后也没有人再提起，张振武也早忘得一干二净，然而这一切，黎元洪都深深地埋在心中。
黎元洪本系驻守武昌的清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参加甲午中日海战，担任定远舰驾驶，后来受到张之洞的赏识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逐渐升到协统并兼任武昌武备学堂校长。10月10日革命党发动起义以后，黎元洪立即集合队伍准备镇压，并亲自杀死了一个来联络二十一协起义的革命党，随即躲到一个部下的家中藏了起来。军队中的革命党都是中下层官兵，缺乏政治经验，封建思想也比较浓厚，认为需要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出面领导，才有号召力。当时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也还未到湖北，而黎元洪身为协统，且平时对部下尚不刻薄，于是就被选中。黎元洪被革命党搜出以后，起初坚决拒绝领导这场“叛乱”，但革命党竭力相劝，黎元洪才不得已默认现实，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但当天夜里他还是回他的协司令部住宿，不愿呆在都督府。张振武本来对推举黎元洪就不大同意，闻听黎元洪又跑回二十一协司令部，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甚至声言不如就此杀之，以免后患。但其他人力主优容，张振武也没再追究。黎元洪却就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黎元洪凭藉“领导”武昌首义的资本当上了民国第一届副总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民国初年中国政界“四大巨头”“孙、黄、袁、黎”之中，黎元洪给人的印象是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而且既不属袁世凯的北洋派，又非孙中山、黄兴的同盟会，俨然一位和平中立的第三者。他还经常由他的秘书、做得一手好文章的酸儒生饶汉祥起草些四六句文章、电报，不问谁是谁非他说上一套不关痛痒的反对战争、要求安定的废话，当时颇赢得了一些人心。然而真正领导武昌起义的许多革命党人并不把这个他们用枪逼出来的“民国元勋”放在眼里。张振武秉性刚毅直率，对黎元洪的许多行为更是多次公开表示不满。黎元洪无可奈何。而这一切，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从实力上，都使这位坐镇武汉的副总统时时感到一种无名的羞愤。
气上气元洪用计借“大刀”
计中计总统拉弓射“双雕”
1912年3月，袁世凯靠着他天衣无缝的两面派手法登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南北实现统一。但实际上“统一者其形式，不统一者其精神”，同盟会的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实际仍处于对抗地位。同盟会希望通过他们掌握的地方革命政权，保存发展革命势力，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袁世凯则企图依仗他们攫得的中央政权，铲除和消灭革命力量，继续保持和维护封建式的专制独裁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袁世凯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裁兵”。武昌起义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各省军队如潮水膨胀，民国成立，兵多饷缺，也造成秩序混乱，袁世凯乘机提出“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但须从遣散军队入手。”他受命其亲信，手下大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提出具体计划，以清末各省原有军队的数量和军饷的数量为依据，凡超过原来数量的，是兵裁兵，是饷节饷。这计划听起来颇为动人，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实际上是等于将南方各省解除武装。因为清末时期南方军队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远逊于北方。民国现有的军队大多是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革命党招募的新兵。而北方袁世凯在清末训练了大量新式装备的北洋陆军，兵多饷足，并且直属于陆军部，在实力上已占较大优势。
如果按照段祺瑞的计划实行，裁军完成之日也就是革命党束手待毙之时。对于这样一个存在明显不平等的阴谋计划，当时的大多数人却没有看透，人们只是从国家财政困难的角度觉得裁兵是富国救民之路，参议院大多数议员对裁兵计划抱支持态度。同盟会中也只有少数人保持较清醒的头脑，反对这个裁兵计划，甚至明确表示：我们之所以不主张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在湖北的副总统黎元洪对于裁兵计划则是喜出望外，他想的主要倒不是国家财政紧张，而是觉得扩大自己的权力，排挤打击异己的大好时机到了。
湖北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被称为首义之区，武昌起义之后，军队发展迅速，首义有功人员数量很多，需要给予适当安置，因此裁军尤为复杂。黎元洪却一味从自己利益出发，致使军队风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于是黎元洪决心将原有军队全部勒令退伍，另行征补。这样一来，矛盾更加激化，湖北“倒黎”空气日渐浓厚。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在湖北的地位，黎元洪一方面极力向袁世凯靠拢，甚至在1913年4月4日致电袁世凯“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熟读兵书的黎元洪清楚记得《孙子兵法》中“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这句话。
武昌起义之时，革命党中有“三武”闻名天下。此三武者，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也。最让黎元洪头痛的就是这个张振武。孙武本来也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他原本想自己以首义的军务部长取得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当不在话下。谁料南京政府成立时，陆军总长黄兴竟挑了蒋作宾担任这一职务，孙武不免大失所望，于是由怨黄兴而迁怒于同盟会，决心另组政党与同盟会抗衡。不久孙武等就在上海成立了民社，反而推举黎元洪做了民社名誉上的领袖。张振武虽也列名参加了民社，但不参与其事，因为他并不满意黎元洪，与孙武也有矛盾。因为一件小事，孙武曾下令枪决了张振武的卫队长。因而他只自行其事，努力扩大力量。因他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许多事情自己并不觉得，但却得罪许多人。他赴上海购买武器，将领得的钱款除正当开支外，还用以宴请各方人士，手面又大，因此挥霍浪费不少。黎元洪乘机派人清查帐目，想借此将其搞臭，并通知上海方面要求监视张振武行动。张振武闻之，一怒之下跑回武昌，下船之后直奔都督府。黎元洪听说张振武找上门来，知道不好对付，急忙吩咐：就说我没在。话音未落，张振武不顾卫兵阻拦，冲进黎元洪办公室，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还要监视老子，告诉你姓黎的，老子能把你推上这个位子，也能把你拉下来，你别不识抬举。”黎元洪心中有鬼，对张振武无可奈何，连称：“误会、误会，春山，此话从何说起呢？”张振武怒气未消：“从何说起？是谁派人要查老子帐，你说？”“这……这，这都是尧卿所为，与我无关！”尧卿就是孙武的字。黎元洪一见张振武怒气千丈，急中生智，把矛头转向了孙武。张振武与孙武之间本来就有矛盾，经黎元洪这么一说，虽然也半信半疑，但心中对孙武也更加不满。
黎元洪为自己挑拨了革命党人间的内部矛盾的手腕颇为得意，他哪里晓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为了削弱和打击南方革命党势力，袁世凯也是煞费苦心。黎元洪和张振武等人的矛盾以及黎元洪所处的尴尬地位，袁世凯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觉得黎元洪态度中立，如果推一下就可能倒向革命党，如果拉一下就会成为自己在南方的重要同盟者，一方面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一方面又可以利用黎打击革命党。参谋次长陈向袁世凯献上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袁世凯立即派陈前往武昌，按计行事。陈到了武昌，多次与黎元洪密谈，转达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问候并对黎元洪所处有职无权的地位表示同情。这使黎深受感动。临走之时，陈似乎是漫不经心他说：“三武一日不离开湖北，则副总统一日无权啊！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总统把他们招到北京，宠以高官厚禄，不会不去，这样副总统则无后顾之忧矣。”经陈这么一点拨，黎元洪顿开茅塞：调虎离山，“不过不知袁大总统……”。“如果黎副总统不弃，敝人愿意为此奔走一番。”“那就拜托二庵兄了。”
5月份，“三武”就被黎元洪作为首义有功人员“推举”到了北京。袁世凯立即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的名衔。顾问，顾问，顾（雇）而不问。虽然一月薪俸大洋不少，生活优裕，八大胡同也令人怡心销魂，但张振武无法忍受这种无兵无权，像被困在笼中老虎样的生活。他曾当面责问段祺瑞：“难道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吗？”他还多次向袁世凯呈递条陈，说明边疆事务紧要，急应派兵屯垦，并毛遂自荐，要求主持屯垦事宜。为了敷衍他，袁世凯送给张振武一份蒙古屯垦使的委任状。但张振武要申请经费，设立机构之时，则无人理睬了。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几天以后，竟突然出现在武昌，打出了屯垦事务所的牌子，并以蒙古屯垦使的名义，要求黎元洪每月提供经费一千大洋，声言要招募精兵，率赴蒙古屯垦。黎元洪先是听说张振武回汉已经顿时手足无措，随后张振武又上门要钱，黎元洪更是恼羞成怒，可又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因为他心里明白，张振武毕竟与孙武和蒋翊武不同。记得早在2月间，尽管孙武已组织民社拥黎为领袖，黎元洪还是暗中操纵一些中下级军官发动所谓武昌“二次革命”，在27日晚突然包围孙武住宅，宣布罪状，悬赏缉拿，一时满城风雨。孙武当晚恰巧在汉口，没有回家，未被当场抓住，但事后也只好宣布辞去军务部长。黎元洪则发表通电，称“佥请更换军务部长，既昭各同志之公道，亦遂该部长之初心，元洪亦未便挽留”云云。黎元洪之所以敢如此，就是因为孙武虽位居军务部长，但却手中无兵，没有自己亲信部队。张振武则不同，他亲自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湖北将校团。无怪乎黎元洪一听说张振武又回来就坐卧不宁，寝食不安。袁世凯听说张振武突然不辞而别，擅自返回湖北，心中顿觉不快；没想到此人竟如此傲慢，连我这个大总统也不放在眼里。不久又接到报告：张振武在湖北独树一帜，招兵买马。袁世凯闻听此信，心头一震，他突然意识到，此人不可小视，如若处置不当，将来遗患无穷……
不久张振武在湖北接连收到袁世凯三封急电，殷殷敦请他迅速赴京共商国家大计，那言词的恳切和急迫，似乎张振武晚到一会儿，国家就有大厦将倾之危。黎元洪也送来了4000元路费，摆酒设宴为张振武饯行，祝张振武此次进京为民国一展雄才，并不无献媚般表白：“对于张君，元洪可抚心自问，绝无丝毫相待不好之心，此言可鉴天日。”
大总统盛情相邀，副总统热情相送，得到如此重视和厚爱的人，当时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个。张振武觉得如果再置之不理，难免会让别人说自己太无礼。于是决定8月北上。为了以防万一，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随同进京。张振武在“一路顺风”“多多保重”声中，含笑挥手与亲朋故友告别。然而谁曾料到，此番告别竟使张振武“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功臣宴振武方维双遇难
无实力革命党不了也了
1912年8月10日张振武一行抵达北京。此次来京与前次相比大有不同。北京上下大小官员对张振武一行一切行动均优礼有加。袁世凯几次召见，亲自询问湖北情况，听取张振武殖边屯垦的宏大规划。北洋政府军政要人轮流坐庄，张振武几乎无日不宴。张振武深受感动，反觉得自己进京之前还心存戒意，未免太那个了。他也多方联络奔走，宴请各党派领袖，希望大家“消除党见，共维大局”。闲暇之时也到八大胡同走走，重叙旧情。但他哪里知道此时京汉之间密电往还，一个卑鄙的阴谋已经成熟。
8月15日晚八点，为联络南北感情，张振武在当时北京最豪华的饭店——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出席宴会的大都是北洋军队重要人物，如毅军统领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参谋次长陈等。席间杯觥交错，谈笑风声，军人聚会没有太多的温文尔雅，一个个酒酣耳热，红光满面。只是段芝贵显得有些心神不定，酒喝的极少。酒过三巡，段芝贵走到张振武面前，他拍了拍上衣口袋：“春山兄，小弟有大总统军令在身，不敢久留，只好先告辞了。得罪，得罪。”“香岩兄既然军务在身，振武就不便强留了。走好，走好。”段芝贵拱了拱手转身出门去了。
又过了一阵，宴会结束，张振武送走客人，也乘马车离开六国饭店，准备回下榻的西河沿金台旅馆。马车出东交民巷西口，行至棋盘街，突然马蹄被绞索绊住，一个马失前蹄，车翻人倒。只听一声警笛，顿时伏兵四起，一拥而上，张振武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已经被五花大绑。他正欲呼叫，只见灯光一闪，段芝贵走到面前。张振武万分惊诧：“香岩兄，这是……”。段芝贵挥手打断张振武，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张振武面前一晃。张振武只看清上面盖着朱红色的“大总统印”四个字。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段芝贵提前退席的原因。张振武立即被押往西单玉皇阁京畿执法处。
张振武还不知道早在一个小时以前，段芝贵的拱卫军和京师步军统领衙门的旗兵已经冲进了金台旅馆，逮捕了方维等随行人员，为了不惊动城内，直接关押在了城外孙公园玉皇庙的京畿执法处分局。
16日凌晨。时正8月的北京，这时候却让人感到一丝寒气。执法处内以：“杀人魔王”闻名的执法处总长陆建章正襟危坐，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春山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张振武望着这个几个小时前与他举杯共饮的刽子手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陆建章的那双耗子样的眼睛。陆建章却丝毫不以为难堪，只是摇了摇头，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随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站起来走到张振武面前。“黎副总统从武昌来电，说你‘破坏共和，昌谋不轨’，要求袁大总统‘立予正法。’”张振武看也没看那张纸，说“电报有假！”“是啊，起初大总统也颇为疑惑，去电询问，但黎副总统回电：‘不杀张振武，实为天下之害。’”“电报是假的！！”张振武似乎不是在说服陆建章，而是想说服自己。“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执行大总统的命令。”
“生死我早已度外，但既然我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就应公开审判，拿出证据，岂可凭空杀人！”张振武想到法律或许可以救命。
“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陆建章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色阴沉，远处响起一阵沉闷的雷声，要下雨了，执法处偏僻的西跨院里，张振武被绑在一棵一人高的木桩上。张振武思绪万千，不禁仰天长叹：“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随即饮弹而死。与此同时，方维亦在城外被害。参预领导武昌首义，为创建民主共和国做出极大贡献的民国功臣、革命志士就这样倒下了。
张振武、方维被杀！消息传出，舆论为之大哗。直到16日下午，北洋政府才在金台旅馆门前贴出一张由步军统领江朝宗和京畿执法处总长陆建章签署的布告：“为晓谕事：照得阳历8月 13日奉临时大总统军令，8月13日准黎副总统电开：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成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狡结党，桀骜自恣……”布告将黎元洪来电全文照录，并依此判处张、方正法，最后又命令按上将标准予以厚葬，拨款3000元抚恤遗属。但这并不能平息众怒，全国各地纷纷发表通电，指责政府不经法律程序擅自杀人，违法犯罪。国会参议院中更是人声鼎沸，湖北省全体议员（除汤化龙一人外）要求政府即日派人前往议院做出明确说明。
8月18日，由参议院张伯烈等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案》。参议院共和党民社派领导人刘成禹在议院拍案大骂：“政府如此杀人，简直是强盗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竟有以这样的强盗行为戕杀人民的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我们多么不幸啊，我们竟看到了这样的政府！如果照此推理，那么民国起义的功首，造成共和的臣子，不都可以一一捕杀了，任凭那一人为帝为王了吗？！”23日，陆军总长段祺瑞被迫到参议院接受质问。他却说：“杀张振武是根据黎副总统的电文，此案已经由黎副总统在湖北裁判，又经袁大总统开会研究，实属案情重大，因此以军法从事。”话还未说完，张伯烈站起来打断了他：“犯人在北京，为何由武昌裁判？既由武昌裁判为何又要待到北京后才杀。这显然是一个阴谋！袁大总统不能只凭一封电报就随便杀人。电报难道也可以杀人，法律规定，不经审判就可以杀人吗？”段祺瑞越解释越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自己说些什么，气得恼羞成怒，大声喊着：“政府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有危害国家者便可杀之。”此言一出，台下一片质问之声，段祺瑞干脆拂袖而去，一走了之。参议员们一个个怒气未消，有人主张应对政府提出弹劾。可是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若提出弹劾案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方为有效。可是参议院自成立之日也从未到齐过四分之三的议员。弹劾自然从法律上就无法实现。对于敢于违法杀人的总统，奉公守法的议员们却干瞪眼没办法。
与此同时，黎元洪又假惺惺地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丑剧。8月22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自请免去参谋总长和鄂军都督的职务，并向参议院提出辞去副总统职务的报告。在发出辞职报告之后，又害怕参议院真的趁机兔了他的职务，随即又密电在京的同党迅速竭力暗中运动，勿使生效。还派出亲信分别赴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活动，辩白解释。
黎元洪把张振武送到北京，借袁世凯之手杀之，就是企图以此来减轻甚至隐瞒自己的罪责。不过在袁世凯面前玩弄借刀杀人之计，黎元洪似乎有点班门弄斧。袁世凯心里明白得很，在杀张、方同时就准备了开脱的后路。一方面宣布以大将军规格予以厚葬，并赠大洋三千扰恤，同时将黎元洪来电全文公之于众。21日又在总统府宴请民社派参议员张伯烈等人，席间热情备至。袁世凯即席发言：“张振武在民国真可谓有才、有功之伟人，世凯实在钦佩之至……可是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利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似乎他成了一个天真单纯的受骗者。另一方面尽管黎元洪欲加治罪何患无辞地罗列了张振武的一串罪名，但终难掩盖其阴险的目的。同盟会8月22日发表公开启事，宣布革去他的协理职务，并予以除名。
然而事情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又是众说纷坛，争论不休。同盟会中有人认为“百万言之锦锈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对武力只有用武力解决。但更多的人害怕再发生动乱和战争，认为再主动乱，中国将有亡国之危。因此，舍求之法律断不容另有他说，以生危险之象。正在僵持不下之际，8月18日，孙中山却从上海启程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建设民主国家的大计去了。而且很快又从北京致电黄兴，认为袁世凯正因张振武被杀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并催促黄兴迅速进京，共仪大事。喧嚣一时的张振武被杀案不久便不了了之了。
张振武被杀案既削弱了革命党的势力，又使黎元洪在政治上更加倒向并依赖于袁世凯。张、方的被杀更暴露了革命党阵营内的软弱、混乱和分散。袁世凯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了：革命党没有决心更没有力量和北京政府抗衡。他在独裁专制的道路上更加大胆和没有顾忌了。1913年3月，枪口又对准了他专制独裁道路上的又一个障碍，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宋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