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规划问题导致泊位有限、违停频发；家门口进行道路改造到底要安全还是要便捷？由于执法权限，交警对部分“乱点”只能干着急……城市行车难、停车难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归根到底是土地资源有限，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如何在“螺蛳壳里做好道场”、变无解为有解，正是窥见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程度的窗口。
今年以来，围绕交通管理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杭州交警创新推出大数据+“交通综合治理圆桌会”，宁波奉化交警组织发起“百姓议事厅”，都是通过交警牵头发起，推动由属地党委政府主导，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周边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民、投诉人等进行协商，坐下来面对面把话说开，共同研究治理方案。
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凝聚了民意，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有交警中队负责人表示，例如封闭隔离栏开口，一些群众就有异议，有人甚至阻止施工；而协商会议开过后，再无一人反对阻挠。这种模式凝聚民智，促进了科学民主决策——交警调整区域通行方案好不好，附近小区居民最有发言权。这种模式凝聚了民力，提高政府社会治理效能——城管部门利用经济杠杆对泊位收费赶跑了“僵尸车”，公交公司增加接驳线路和公共自行车停放点，居民化身为“交通协管员”，人人出力打通了交通管理的“神经末梢”。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无论是“交通综合治理圆桌会”抑或“百姓议事厅”，都是公安交警部门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的创新举措。
值得点赞的是，杭州交警与时偕行，高度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把原先散落在信访、接处警、人大提案等12个渠道的民情大数据“统”起来，进行深度挖掘后，准确把握民情趋势，从而彻底解决群众“吐槽”背后的症结所在，做到了行政资源精准高效投放。
当然，停车难、行车难这个“世界性难题”有解并不等于全解，大数据+“圆桌会”的模式并非万能，但是它搭建了化解矛盾纠纷的平台，面对面把话说开，原先“众口难调”的群体得以将心比心，明白他人的难处，进行换位思考。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天底下没有说不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