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於期与秦王有什么仇(樊於期为何被秦王通缉)

真相:一个秦宫内的中级军官,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受到某位贵人(比如赵太后)的诱惑,稀里糊涂犯下大忌。被秦王知晓(遇到?)后逃亡。秦王怒,灭其宗族,重赏购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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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於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其身份身世,仅“秦将”二字;其出秦前事迹,仅有“得罪於秦王”。其事极简,却在《史记》中留下了极为壮烈的一笔,是一个形象生动,令所有读史人都不会忘记的“酱油”。

留史只一言,但一言如何能尽?

樊於期到底是谁?到底他做了什么事“得罪於秦王”?两千年来,无数学者断须脱发,仍无法下结论,因为《史记》原文就只着这几字,而且无丝毫其他信史可供参考。倒是民间,为他自刎献头之烈,将他演绎成了一个忍辱负重、为天下而不惜一己之身的义勇之士。

数千年未有结论,也由此可知历代学者对历史之严谨,既然其人在《史记》只有“一言”,那就让所有疑问成为历史的留白吧!

但“好奇害死猫”啊!明知没有结果,读了《史记》之《刺客列传》,我还是没有忍住探究的欲望,意图去探寻历史的真相。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历史的真相永远都在那里,但是至少在目前,它还躺在它躺着的地方,没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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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禁不住诱惑的人们,为樊於期猜想了一些出身,其中有两种代表性说法: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书道“樊於期传檄讨秦王”,将樊於期描写为秦王弟成蟜的手下将军,在檄文中揭露秦王“隐私”,因而为秦王所恨;而杨宽先生则在其名著《战国史》中,认为樊於期即秦将军桓齮。由于《东周列国志》是小说,而《战国史》则是历史研究,因此在学界杨宽先生的说法影响最大,近年来,甚至有不少学者将其采为信史,并在公开讲座及著作中直接采用。

樊於期与秦王有什么仇(樊於期为何被秦王通缉)

《东周列国故事之樊於期反秦》连环画

当然,还有将两种说法“一锅炖”的,说樊於期就是秦将军桓齮,先“传檄讨秦王”,后为秦将军讨赵失败而亡燕。这种说法基本逻辑不通,“成蟜反秦”后,桓齮还在领兵攻赵。以秦王之心胸,岂能放过写此檄文之人?更何况还委以绝对的兵权?

至于冯梦龙的演绎,本为小说家言,没有任何直接间接的史料加以佐证,只能是作者的一种猜想。不过,很显然这种猜想也同样没有逻辑:如果樊於期真的替成蟜写檄文通告天下,《史记》如何会不记载樊於期得罪秦王的原因?

事实上,成蟜是否谋反,如今在史学界尚有争议。辛德勇教授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称:“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历代都据此认为成蟜谋反,此说不通。成蟜年幼而得秦王宠信,多有功劳,兄弟感情很好,其人又甚年轻,没有反的理由。因此,辛教授认为“反”当理解为“返”——成蟜在击赵返咸阳途中,在屯留因病(伤)死去。此说新颖,且颇有说服力。既然成蟜是“返”而非“反”,自然也不存在樊於期的檄文了。

樊於期与秦王有什么仇(樊於期为何被秦王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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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樊於期到底是不是桓齮呢?

杨宽先生的《战国史》,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其对樊於期就是桓齮的判断,主要居于两者读音相似。有此判断后,认为桓齮乃因攻赵兵败,畏罪而逃。

可是,杨宽先生忽略了几点:

其一,秦并无败将被严重追责的传统和法制。桓齮任将军期间,屡立战功,纵有兵败,也断不至于有被杀灭族之虞。而一旦判逃,则显然必被抄家灭族。以桓齮这种立下不世战功的军中悍将,会为了自己逃避责任而致“宗族皆没”?何况,如果两者真是一人,太史公有必要为他取个别名?就算是桓齮自己的化名,但既然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桓齮(如果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就不可能知道他被秦王悬赏),太史公至少可以加一句“樊於期者,原秦将桓齮也”,且不省事而准确清晰!

其二,如果樊於期是兵败为逃避责任而奔燕,则为秦国之“公敌”。但《史记》言其“得罪于秦王”,已说明他与秦王之间是“私怨”。那么,樊於期逃走的性质,应当是“避祸”,而不是“叛逃”。樊於期既不是因兵败逃避国法,而是因“得罪于秦王”所以外逃避祸,说他是桓齮兵败逃燕就没有依据了。《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均有桓齮被赵国李牧所败的记载,《战国策》记其被李牧军所杀,较其兵败畏罪奔燕更为可信。

所以,无论是“樊於期传檄讨秦王”,还是“樊於期乃桓齮兵败亡燕”,都只是作者完全的猜测,没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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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於期到底是谁?

樊於期之事迹,除《刺客列传》外,信史再无任何记载。其在当时出名,皆出于秦王以“金千斤,邑万家”买他的脑袋;而其在后世出名,是因为在荆轲刺秦王事件中,他充当了一个悲剧的道具角色。

由此推测,樊於期大概原本就是一个小角色,军职不高也不低。不过,他的岗位应该比较特殊,能够接触秦王或其亲人,这样才有“得罪秦王”的“资格”。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得罪秦王呢?

前面说到,樊於期与秦王之间,乃是私怨,而非公仇。但奇怪的是,秦王只是给出了堪比封侯的赏赐,却绝口不提樊於期得罪他的原因;而樊於期在这一点上,与秦王保持高度的默契,从未吐露自己干了什么事导致“父母宗族皆被戮没”。

两人保持如此默契,只能说明一点:樊於期得罪秦王之事,于二人皆不光彩,二人都不愿为天下人所知。但秦王为此而怒极,对一个小角色的脑袋给出了封侯待遇;樊於期父母宗族皆被戮没,但始终“配合”秦王守口如瓶。如此私密,从古至今,还有何事为官家所忌?宫闱耳!

推到这里,我们似乎正在接近真相:一个秦宫内的中级军官,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受到某位贵人(比如赵太后)的诱惑,稀里糊涂犯下大忌。被秦王知晓(遇到?)后逃亡。秦王怒,灭其宗族,重赏购其首。樊於期得知父母宗族没,既悔且恨,自己做下不光彩之事连累父母宗族,如果被天下人知晓原由,岂不更丢祖宗的脸?因此,两人一个喊打喊杀但绝不说原因,一个逃到燕国也三缄其口。如果可以选择,他大概宁愿留下来承受秦王的怒火,纵然身死也胜于内心的煎熬,那一颗价值千斤的头颅,早就成了他的枷锁。荆轲的到来,于他而言,完全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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