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推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格局，力图通过这一发展路径释放出中国巨大的投资潜力，充分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自2012年以来，消费就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8.8%。然而，2022年1-4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2%。
由于这一数据是建立在今年物价比去年提高的基础上，所以，实际消费总额下降的幅度应该比0.2还要多。消费数据显示出整体社会消费欲望在下降，今年人们的消费欲望比去年更低，这也反映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凑。
造成中国消费近些年持续低迷的原因主要归于以下几个方面：
1、高房价及失业、疾病、养老和子女教育所带来的生活压力
大数据显示，目前我国14亿人口总负债达到200万亿元，约7亿人负债，人均负债14万，居民负债率已经达到62%，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底，我国人均存款额为7.27亿元，居民负债是储蓄额的2倍，可以说是全民负债。
目前我国有4亿多房奴，商业贷款已经达到了6000多万笔，而其所背负的购房债务平均高达100万。2019年我国住房贷款29.8万亿，占居民总贷款的54%，这就意味着100个贷款者中就有54人是房贷。
2001年至今，我国的消费率一直维持在60%以下，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众多民众的高储蓄低消费是迫于高房价、未来可能的失业、疾病、养老、育儿和子女教育等生活压力。
2、贫富差距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收入呈现出“穷降富升”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中国基尼系数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越过了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并不断攀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指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出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通常为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十分明显，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达到了15倍，此外，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
针对国内消费的低迷现状，近些年来，央行实施了一系列的降息和货币宽松政策，旨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鼓励民众消费。然而，从总体上看，效果并不明显。笔者认为，降息和货币宽松政策虽然能够对促进消费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要真正激活中国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仅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
必须从现有的政策工具箱中，拿出更多金融工具，对症下药，多种措施并举，形成政策“组合拳”，解决当前面临的民生难题，免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方能有效激发起民众的消费欲望，从根本上改变消费市场长期低迷不振的局面。
财政支出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也是提高支出效益的关键。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需要，对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
只有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通过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才能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
一般性支出主要是政府为了维持自身运转所需要的支出，前些年，我国一般性支出占比一直偏高，一些公共财产被用于“三公消费”等支出。近些年来，严格压缩“三公经费”虽然已经取得实际效果，但一般性支出仍然有可压缩的空间。
政府应该坚持过“紧日子“，继续压缩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裁撤无效经费的使用和冗员，盘活资金，将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各省财政支出的比重显示，越是发达地区，民生类支出占比越高，这与国际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民生类支出的比重仍然偏低，因此应该在优化支出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提高民生类支出的比重，让民生类支出成为政府支出的优先选项。
实际上，当前最直接和有效地提振消费手段，就是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对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实施改革，政府应该把过多的用于投资的资源用来改善民生，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拓宽就业渠道，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努力改善低收入困难群体的生活状态，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改变现存的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改善民生难题的实施方案化作具体可行的政策并落到实处。
当前应该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财力配置，集中财力办大事，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特别是是要大力解决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当前财政的民生支出应该重点放在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免除广大民众在住房、养老、看病、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生活压力，才能真正激发出他们的消费潜力，从而通过积极消费来反哺政府的投入，达到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