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毫不意外地宣布第三次竞选美国总统。
“从现在开始到2024年选举日，我要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来抗争，不会让民主党摧毁我们的国家。你们准备好了吗？反正我准备好了！”
特朗普的参选口号还是那样简洁，还是那样富有攻击性。其中的“不会让民主党摧毁我们的国家”更是给自己的支持者营造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促使他们更坚定地支持自己。
真的像特朗普宣布的那样，不支持自己，就会导致国家被民主党摧毁吗？
这其实背后是两种价值观的较量。
这种较量自从特朗普上台后越来越激烈，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以往的总统竞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输掉选举后还是颇有风度地进行告别演说，然后与新总统交接。然而特朗普在输掉大选后则是在第一时间指责对手选举作弊，并放任支持者冲击国会山。
如此不肯认输的态度贯穿了最近几年的美国政治中，在控枪、堕胎、非法移民等议题中，双方争吵激烈，毫不退让，极化趋势愈发严重。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阵营也是泾渭分明，民主党在最近几年走“多元文化主义”路线，极力稳固少数族裔、LGBT人群的票仓，对抗共和党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
那什么是“盎格鲁撒克逊”？
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涵盖的范围不同。在欧洲的历史中，“盎格鲁撒克逊”在不列颠原住民凯尔特人的语言就有提及，指代西北欧地区几个好战的日耳曼人部落。
在外交关系中，指的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这几个英语国家小圈子。
而在美国的建国史中，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最早指代的是先来到北美新大陆的英国移民，这些人大多属于基督新教中的长老会、公理会、卫理会、信义宗等教派。
因为都是欧洲白人移民，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基础上又增添了White（白人）和Protestant（新教徒），形成了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自称“种族大熔炉”，但实际上在美国的国家认同建构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曾占据了主流的强势地位。这里不得不先讲一下美国移民史上几个关键的节点：
欧洲白人移民成规模来到北美开始于17世纪初，以搭乘“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的英国新教团体清教徒为代表。在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全美人口有390多万，其中白人约320万人。白人中，英格兰人高达60%，也讲英语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占17.6%。
从1792年到1815年，因为欧洲各国相继卷入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战争中，移民美国的欧洲人并不多。从1815年拿破仑结束到1882年美国制定《移民法》，共有1163.78万人移民美国，其中欧洲移民高达980.55万人，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超越英格兰人成为移民的两大主要来源地区。
德意志移民的猛增是因为德语区的政治动荡和统一战争，爱尔兰移民则是因为马铃薯枯萎症引发的恐怖饥荒而被迫来到新大陆。
从1882年到1924年是美国限制和选择移民时期，主要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新移民”，如俄罗斯人、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新移民”的数量开始超过西北欧移民，在经济上和宗教上对“老移民”开始构成威胁。欧洲移民内部的排外情绪开始显现，这种排外情绪实质上是欧洲旧大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延续。
比如，爱尔兰人在英国国内长期是“二等公民”的地位。来到新大陆的爱尔兰人也多是穷困的饥民，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并且他们天主教的信仰也与老移民的新教信仰格格不入。他们一直深受英语文化中的歧视偏见迫害，甚至一些城市的餐馆和公共场还挂出过“爱尔兰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直到今天，英语俚语中还存在着大量“爱尔兰人笨、嗓门大、爱酗酒”的刻板笑话。
同样因为经济问题和宗教问题而受到歧视的还有意大利移民。意大利移民多来自意大利贫困的南方，以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为代表。意大利移民因为天主教信仰和小农经济下的家族聚居而显眼，因为来到新大陆为了抱团取暖，一部分意大利移民形成了有南方特色的帮派“黑手党”。在今天的意大利，有很多人认为像《教父》这样的美国电影将意大利移民“符号化”。
（电影《教父》剧照）
德意志移民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害，他们不得不要面临选边站的忠诚考验。
这些矛盾如何解决？如果不解决，美国就不是一个“种族大熔炉”，而是碎成一地的玻璃，直接宣告美国国家认同构建的失败。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新移民不得不要接受“盎格鲁-撒克逊”化，即接受英语、新教价值观以及美国建国之父的政治理念和改造过的普通法传统，小共同体被整合到一个修正的大共同体中。
欧洲移民的WASP化称得上成功，德裔的尼米兹和艾森豪威尔都是美军在二战中的名将，爱尔兰裔的肯尼迪和拜登也成为了美国总统。WASP群体在美国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构成了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绝大部分。
（尼米兹）
WASP精英重视教育，追求个人奋斗，子女也是私立学校到常春藤名校的培养模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代际传承的“小圈子”，他们之间寻找名门通婚，以维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在欧洲白人移民群体占据美国人口接近90%的年代，WASP精英的价值观是美国精神和美国梦的像征。
然而，“盎格鲁撒克逊化”是建立在白人移民都拥有“欧洲”这个共同母亲的大前提下，这也是欧盟可以整合的基础。即使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后多多少少还是会长时间带着母国的文化和信仰特点，但最终融入的标志是“盎格鲁撒克逊化”，互相之间的差别仅仅是WASP化的成度有多深而已。
“盎格鲁撒克逊化”最大的变数是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这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的美国政局。
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废除了之前的民族来源制度，变成了全球限额制度，即每年限额29万人，其中西半球12万人，东半球17万人，这使得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取代欧洲成为主要移民来源地。
从1965年到1990年，美国共接纳移民1600万，其中有1200万（88%)来自欧洲以外地区。这部分移民先天没有欧洲这个共同的文化母亲，而且一部分族裔的文化心理还与WASP价值观完全冲突，在与WASP价值观碰撞的过程中反而强化了自己原生的族裔文化认同。
这部分族裔建立起的自我文化认同屏障成了民主党“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石，原本是出于机会均等和反对种族歧视的平权政策，在以WASP群体为基本盘的共和党人眼中成了“歧视”强势群体的种族优待，双方矛盾焦点的直接反映在像常春藤名校入学名额这样的宝贵私缺教育资源上。
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由于美国族群结构的不可逆变化，美国的政治版图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又将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感谢我的中国朋友大头翻译我的口述/Grazie 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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