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随着俄罗斯的加入，“八国集团”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统治力，然而八国集团虽然在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两方面都存在对其他国家的碾压态势，但其总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不到20%，根本无法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
此时此刻地球的另一边，在七国集团成立到俄罗斯加入八国集团这一段时间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所面临的都是被剥削、被压迫的现实。
上世纪末以来，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在世界经济中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她们开始要求与“G8”国家平等对话，以在国际贸易中摆脱被发达国家单方面套路的现实。
于是，“G8”组织成立之初所埋下的第二个暗雷轰然炸响，最终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G7也准备迎接注定的命运。
一、第二个暗雷炸响
苏联解体时，中国虽然是身为联合国五常之一的大国，但在世界经济上并没有多少话语权。1991年，中国GDP总量仅占到世界GDP总量的1.61%，而仅美国一国，就占到了世界GDP总比重的25.9%。
因此在七国集团眼里，中国是一个庞大但贫穷的国家。但是，彼时的中国已经走在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
西方各国也明白，假以时日，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一定能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上世纪末，他们也开始与中国进行接触。
1987年的威尼斯峰会上，七国集团注意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席卷神州大地，她们一致决定应当对中国予以特别关注。
1990年与1991年的两次峰会上又决定先从环保这类问题着手，邀请中国参加七国集团的部分会议，以一步步与中国建立起经贸关系。
不过此时这些行动，还都只停留在“加强了解”的程度上，七国集团对于中国没有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其中美国更是自冷战结束后就将中国认定为“潜在竞争对手”，因此有关吸收中国加入七国集团一事，迟迟没有眉目。
然而1997年，一次危机的到来使傲慢的资本主义国家终于意识到红色巨龙的强大力量，对于七国集团来说，拉拢中国已经不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不得不的问题。
1997年夏，以索罗斯为首的华尔街金融炒家，针对东南亚国家固定汇率制的弱点，大肆做空当地主权货币，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相继陷入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
几个月后，体量较大的日韩也受到牵连，日元、韩元兑美元汇率接连创下新低，大批日本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这场起源于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很快演变成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
彼时刚刚回归的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自然难以在风暴中独善其身。1997年7月到1998年8月，华尔街炒家连续三次，同时在外汇、股票与股指期货市场做空香港，妄图复制他们在东南亚的成功。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这一次对手不仅有香港特区政府，还有后面的中国中央政府。此时已经走上改革开放快车道的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所拥有的美元多达2100亿元之巨。
最终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华尔街炒家折戟香港，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不仅稳住了自身经济稳定，还有余力向东南亚国家伸出援手。
在1998年的第二次东盟国家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中方提出建议加强各国经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交流，并强调东南亚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这些建议都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还以现金借贷、提供物资援助等手段，帮助泰国等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力挽狂澜的种种表现，使得G7集团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他们意识到，仅仅关注中国是不够的，他们需要中国，世界也需要中国。
二、中国的拒绝
1998年英国伯明翰峰会上，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表示：“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做出的工作，对中国给予应有的赞扬”，而德国总理施罗德则说得更加明白“如果不拉上中国，世界经济就无从谈起”
在G7内部，吸纳中国成为新成员，组成八国集团甚至九国集团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虽然英美因意识形态原因对于中国加入G7还是有些抵触，但日、德两国希望通过拉拢中国，换取其在联合国内部对自己提供支持；法、意以及已经在实际上加入G7的俄国则希望通过中国制衡英美，阻止后者单极世界的野心。
然而对于G7的“好意”，中国却只表达了两个字——“拒绝”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走在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上。作为曾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第三世界人民一直都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而七国集团自始至终都仅仅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与价值观，忽视包含中国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这样的组织，自然很难获得中国的认可。
1999年，对于德国总理施罗德希望中国加入八国集团这一问题，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八国集团在讨论全球性问题时，有必要多听取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见”。
而在2000年与2002年，中国更是在对外表态中两度强调“无意参加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及其有关活动”。
对于这一结果，八国集团是深感意外的。自六国首脑峰会以来，这个组织从来都是别人求着进去，从没有人敢拒绝邀请。但中国做出这个决定，充分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在大国崛起中的深思熟虑。
三、中国的深谋远虑：“G20”横空出世
在冷战后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全面扩张，G7国家集团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最初这个组织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富国俱乐部”，其讨论的问题更多是经济而非政治。
而冷战结束后，G7以及G8逐渐转变为“西方大国俱乐部”，参会国不仅希望获得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经济霸权，还会积极主动地推行西方价值观。
对于俄罗斯加入G7，有人评价是“乞讨”，而中国既不能接受全面认同西方价值观，也不能接受“乞讨”式的加入，因此自然不会像俄罗斯一样，将成功融入西方小圈子作为一个重要施政目标。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大国，也是负责任的大国，如果加入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俱乐部，支持发达国家制定的不公平经济政策，这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背叛，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因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更多地着眼于参加一个能包含主要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组织，最终，G20的到来给了中国这样一个舞台。
亚洲金融危机后，G7集团终于在困扰其多年的“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中达成共识，他们意识到，只有创造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可以交流对话的平台，才能避免与之类似的金融危机波及自身。
1999年德国科隆，在G7国家财长的共同倡议下，七国集团成员国与俄国、中国、印度等十三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创建了一个新的经济交流平台，这就是二十国集团，即“G20”。
在最初的八年中，新生的二十国集团仅仅是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们的定期会议，其重要性还无法与G7国家举办的定期领导人峰会相比。
但因为中国等国的加入，让发达国家们意识到，只有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才能妥善处理世界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之后，G7集团清晰地意识到单靠发达国家已经无法结束此次危机，于是美国正式提议：将“G20”提升为领导人峰会。
随着2009年二十国峰会被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G20正在取代G8，成为国际交流间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虽然印度、巴西等国家也都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导致G20获得如此之高的地位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实现的腾飞。
1991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落还后于G7的任何一个成员国，但等到了2010年，就已经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G7成员。
并且在发达国家的GDP中，服务业所占比重极大，GDP并不能准确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
因此如果单纯按照工业增加值计算，早在2010年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中，中国的工业增加值达到6.99万亿美元，几乎与全体G7国家相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G7的另一个名称就是“七大工业国集团”，但如今七大工业国加在一起也无法在工业上对中国形成优势，那么，这样一个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逐步丧失经济控制权，也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016年，作为G20轮值主席国中国，在杭州成功举办了新一轮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议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自那以后，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发展中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中国所参与的“G20”，在世界经济问题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送走了俄罗斯的G7国家集团，因为丧失了在世界经济问题上的绝对话语权，开始频繁在政治问题上找存在感。
2022年11月8日，G7国家在新一轮外长会议中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却不想先去解决其内部存在的经济问题。这种错误行径最终只会加速这个组织走向衰败的进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将会怎样一步步回到本属于她的那个位置，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