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春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被后世尊为“药圣”。《明史》卷二九九有传。李时珍自幼立志学医，在父亲的帮助下，他博览医学典籍，并从实践中总结行医经验，还亲自到湖广、安徽、江西等地研究、采集药物标本，搜集医疗处方，最终编成了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这部书被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赞誉为“本草系列的最高著作”“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此外，李时珍一生体现出的坚韧顽强的意志、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实验科学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弃科举，立志学医
明正德十三年（1518），李时珍出生在蕲州东门外瓦硝坝，蕲州就是湖北蕲春县的蕲州镇。李家应该算是行医世家，李时珍的祖父是一个背着药箱，摇着串铃，成年累月奔走在农村街巷给人看病的医生，这样的医生在当时被称作“铃医”。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承袭父业，也是一个医生，而且还是个秀才，只是参加了多次乡试，都没有中举。李言闻在蕲州一带颇为有名，但那时医生的地位很低，在一些人眼中，他们与算命、卖卦、看风水的江湖术士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李言闻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走上科举这条路，以便将来当官，改换门庭。
按照明朝医户必须有一个儿子继承行医职业的制度，李言闻的大儿子，也就是李时珍的哥哥李果珍决定学医，因此科举做官这一任务就落到了李时珍的肩上。然而，实际环境给李时珍的影响，使他与父亲的愿望背道而驰。李时珍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的童年几乎大半都是在药房炉子边度过的。直到十岁左右，他的身体才慢慢好起来，能够读一点书，到外边活动活动。
对于草木昆虫，李时珍自幼就有出奇的爱好，在这方面他是受父亲的影响。李言闻研究药草多年，他的方法是拿实物与书籍相对证，在他的房间里，一年到头都能闻到各类药草的味道。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李时珍，很早就能说出多种药草的名字；他的父亲还常常带他到山里去，让其亲眼看看药草的生长情况，知道药草是从哪里来的。由于了解儿子的爱好，李言闻还曾教李时珍读过图画本的《尔雅》，李时珍很有兴趣，很快就将《释鸟》《释兽》等篇背得烂熟。
离瓦硝坝不远有一个湖，李时珍经常去那里玩耍，和渔民相熟识。有时候，他还跟着渔民去打鱼，由于力气小，不能划桨，他便帮渔民整理鱼篓。在这里，他学到了许多关于水鸟的知识。应该说，李时珍学习了药草、鱼鸟的知识，建立起了学医的兴趣，同时还养成了虚心学习、注重实际、追求真知的品格。
然而，在李言闻这里，兴趣是兴趣，应科举的本业才是大事。于是，李时珍感兴趣的关于草木的书被父亲收了起来，摆在他面前的是枯燥无味的“科举教材”，这应该是李时珍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了。
十四岁时，李时珍考中了秀才。他的父亲十分高兴，鼓励他再接再厉，考中举人。但李时珍实在对科举提不起兴趣，连续三次应考都失利了。此时的李时珍感到不能再继续走科举这条路了，必须要按照自己的志向安排生活。学医，并从这一门学问里求发展，是李时珍多年的心愿，现在他要毫不犹豫地实行了。他的父亲李言闻也意识到李时珍不适合科举的道路，其实他早就看出这个孩子在医学方面有天赋，只是因为当时行医为世人所鄙，才想让他科考做官。终于，李言闻同意了李时珍的要求，不再让他应考，而是跟着自己钻研医学。“药圣”之路由此开始。
▲ 蒋兆和 《李时珍像》
在实践中成长
放弃科举之后的李时珍开始正式行医，他用心学习、研究父亲和前人的经验。李言闻对人参和蕲艾（蕲州出产的艾草）很有研究，写有《人参传》《蕲艾传》。李时珍认真研读这些书，并常与父亲讨论医理和药理。后来，在李时珍的提议下，李言闻将自己毕生行医的经验总结出来，写成了《四诊发明》，探讨了中医望色切脉的理论和实践。
有一年，蕲州连年干旱，粮食歉收，百姓生活困难，而地方官却过着奢侈的生活。明朝初年在各地设有“惠民药局”，规定“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这应该是一项惠民的好政策。但在当时，药局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里面缺医少药，即使有医官也是为官僚治病，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
生病的穷苦百姓找李时珍看病，李家父子热情接待，尽自己的力量为其治病；有时父子二人还亲自上门诊治，守护病人。他们的热心，受到了乡里乡亲的感激，一些病人治好了病，就将自己织的布、种的瓜送到李家，当作诊费。东西虽薄，却饱含着深厚的情谊。
李言闻曾对李时珍说，学医不能仅仅靠熟读医书，还必须多接触病人，从实践中取得经验。这成为李时珍日后行医的一条座右铭。李时珍虽读过很多医书，但从不死啃书本，而是在实践中比较、总结，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比如，巴豆是一种泻药，有毒。但李时珍经过研究和试验后，认为巴豆的药效是根据剂量来定的，用得重，固然会引起腹泻；但如果用量适当，则可以治疗腹泻。他用这种方法治好了一个六十多岁妇女患了五年的慢性腹泻病。李时珍总结了这个经验，认为用药治病，关键在药物要对症，剂量的轻重要搭配得当，如果用得不合适，反而会误事。
这种从实际出发并刻苦钻研的劲头，让他治好了许多当时的疑难杂症。举例来说，当时有一个小孩子喜欢吃灯花，还有一个小孩子喜欢吃生米，根据现代医学判断，这种病症属于钩虫病人的异嗜癖，但在当时许多医生都无法理解，束手无策。李时珍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仔细观察诊断，用百部、使君子、槟榔等药，很快就治好了他们的病。百部和使君子都是杀虫药，可见，李时珍已经正确地了解了这种寄生虫病以及治疗办法。
李时珍的医术高明，很快就传遍了荆楚一带，很多远地的人生了病，人们就推荐说：到蕲州找李郎中去。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朝廷下令各地举荐医学人才，以补充太医院的缺额。已经很有名气的李时珍自然在推荐之列，然而到了京师的李时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任官很小。一年以后，他就托病辞职回乡了。
与邪说的斗争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在宫中设立坛醮和炼金所，整天和一帮炼丹术士混在一起，梦想炼成“不死药”，以求长生不老。皇帝下令各地都要进贡更多的钱财和珍奇药物，以支持其巨额的炼丹开销。
上行下效，各地也开始大设坛醮。瓦硝坝附近有两座道士观，此时都要重新修缮，所谓修缮其实就是扩建，这不仅占了百姓的土地，而且劳民伤财。此外，随着坛醮、炼丹风气的流行，很多医生开始追随炼丹术士，终日挂在门口的不是“九转丸”就是“六一泥”，还整天谈论什么“灵芝白鹤”“天仙地仙”等荒诞迷信的邪说。更为可怕的是，一些百姓甚至开始服用丹药。这些违反常识和真理的妄说和做法对医学造成了很大的侵害，李时珍的日常工作也被打乱了。身为一名有正义感和科学精神的医生，他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炼丹术士炼丹，方法虽有很多种，但其成分大多离不开水银、雄黄、砒霜、丹砂、铅等等，这些物质，现代人听起来都觉得可怕，把它们混合起来炼成丹药，吃到肚子里，后果可想而知。李时珍一针见血地指出，水银混在丹砂里面，是极毒的东西，人吃下去，会入骨钻筋，绝阳蚀脑。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说法，李时珍举宋代学者沈括表兄的例子说，此人误将一块丹砂当成药丸吞下，不久就糊里糊涂，不省人事，一夜间就死了。还有一个唐朝的官僚，信了术士的邪说，服了他的丹砂，结果便血四年而死。他还引述宋代医家寇宗奭的话说，人的躯体是血肉生成的，靠吃水谷得到营养。不吃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反而吃人体不能消化且有毒性的丹砂、水银，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最后，李时珍总结道：六朝以来，贪生怕死的人吃丹药，求神仙，而导致终身残废甚至丧命的不知有多少，炼丹术士骗人骗己，他们的话不能信。
需要指出的是，李时珍虽然反对术士炼丹，但对于炼丹术在医药学方面的作用还是肯定的。他指出，古代许多药物的制法原是脱胎于术士的炼丹法，于是他批判地研究了《抱朴子》之类的炼丹书，从中摘录了大量材料，并进行试验，从而得到了许多炼制化学药物的方法。这些成果，都写进了《本草纲目》这部书中。
这就是李时珍对迷信邪说和炼丹术的基本态度，充分体现了他在医学科学领域中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立志修订“本草”
“本草”指的就是中药。中药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其中以草木类植物药占多数，所以称中药为“本草”，凡是讲药物的书都以“本草”命名。
我国现存最早关于“本草”的书应该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它总结了秦汉以前我国研究药物的成果，记载了360余种药物。后来，历代医家陆续编写了不少“本草”的书。像南朝时期的陶弘景写过《本草经集注》，补充了魏晋间医生常用的药物360余种。唐朝人苏敬（后更名苏恭）奉朝廷之命编了《新修本草》，又增加药物110余种。宋朝修的“本草”书较多，有刘翰、马志的《开宝本草》，掌禹锡、林亿的《嘉祐本草》等，增加了许多外国药物。特别是四川名医唐慎微编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收药达1740余种，是历代“本草”书中比较完备的一部。
李时珍生活的年代距《证类本草》的修成又过去了400多年，此时，药物学的知识有了新的发展；矿业生产的增加，提供了新的矿物药；对外贸易的发达，使许多新的外国药物传入中国；李时珍经过行医实践，也开始感觉到原有“本草”类的书与现时医学、药物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距离。再有就是堪称完备的《证类本草》，也有很多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有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叫萎蕤，用它的根入药，可以治疗虚劳寒热等症；另有一种藤本科植物，叫女萎，其根、茎、藤都可入药，主要作用是解毒，可以治疗痢疾，能排脓、消肿。但《证类本草》却说二者是一种药物，这是一个不应当出现的错误。又如，《证类本草》中还提到一种叫虎掌的植物，唐朝人根据虎掌又圆又白的特点，称其为天南星。唐慎微没有做细致考察，把同一植物的两个名字当成了两种植物。
李时珍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如果按照错误的记载来看病，药方开得再好，药物弄错了，仍然达不到治疗的目的，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此外，新的药物和药物学知识也应该进行整理和利用，以便更好地对病人进行治疗。终于，李时珍下定决心，要重新编写一部“本草”，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新书的书名叫什么呢？李时珍认为这部书应该是便于人们翻阅查找的，因此在内容上一定要清楚，做到以纲挈目、纲举目张，于是定名为《本草纲目》。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李时珍案头正摆放有一部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他受这部书写作体例的启发，而将自己的新著定名为《本草纲目》。
此后，李时珍开始整理平日比较、校勘各家“本草”的笔记，并按照自己所定的门类，逐条地加以编辑；自己的行医经验，也穿插其中。另外，在楚王府和太医院工作的经历，也为他写书提供了很大帮助。楚王府内有很多珍贵而难得的医药学书籍，李时珍带着编书的目的去阅读，获得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在太医院，李时珍有机会出入“寿药房”“御药库”，这里有形形色色的各地进贡和外国运来的药材，令他长了见识。
踏遍山野寻草药
在编《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发现历代医书中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作者没有亲自对药物进行一番实际的研究，而是辗转抄录，错误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另外，研究药物，除了博览群书之外，还应该多用眼睛看，多用手来摸，这就是所谓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于是，李时珍决定走出书斋，探访四方，从大自然中寻找药物知识。
蕲州一带的原野和山谷，一次又一次地印上了李时珍的足迹。近的如缺齿山，远的如丫头山，大的如紫云洞，小的如朱家洞，都成了他探访的对象。山中有甘菊、苦参、紫苏，还有土蜂、蟾蜍等等，这些都是用药的材料，真是处处皆学问。
李时珍的观察方法也是值得学习的。他不是简单地观察、浏览，而是每遇到一棵植物，都会细细地查验，或用手摸，或用鼻嗅，然后静下心来细想它在哪些医书中出现过，有哪些药用价值，或者是不是一个新的药物品种。
从太医院离开后，李时珍的旅行次数越来越多，时间长达数年，足迹除湖广地区外，还到过江西、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其中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太和山（即武当山）的考察经历值得一述。
太和山在当时是一座未经樵采的深山，山里草木繁盛，古树参天。这里遍地是药材，俨然一个天然的药库。白天，李时珍在山中采挖药物；晚上就寄宿在猎户的小屋中，和他们谈论山里的药材情况。在这里，他把已经熟悉的药用植物和矿物重新做了辨认和分析。同时，更找到了不少从未见过的药物，如九仙子、朱砂根、榔梅等等。
关于榔梅，还有一个故事。榔梅的树干看上去是榔榆木，果实像梅子，它很可能是古代人培育的一种变种的榆树的果子。然而，当时的道士为了讨好热衷于道教的嘉靖皇帝，每年都要采摘大量榔梅用蜜汁腌好，作为贡品献给皇帝。道士声称这些是“仙果”，吃了会长生不老，以此来博取皇帝的欢心。李时珍当然不相信道士的邪说，他不顾道士的反对，偷偷摘了一枚榔梅加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个果子不过可以生津止渴罢了，没有什么神奇，从而拆穿了道士的谎话。
除了到深山进行考察，李时珍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收集各地流传的单方，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前面提到过，李时珍的祖父是铃医，铃医给人看病，往往按照经验，用现成的方子抓药，所以他们手中掌握着很多单方，其中有不少都是不见于记载的所谓“秘方”。李时珍从小就对单方的重要性有所认识，考察期间，他认识了更多的医生，也获得了很多珍贵的单方。翻越千重山，跑了万里路，做了不知多少次试验，访问了不知多少人。李时珍的辛勤劳动，结下了丰硕的果实，其中最大的一颗就是《本草纲目》这部著作。
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终于写成了，此时的李时珍已是耳顺之年。这部书凝结着李时珍的毕生心血。为了把这部书编好，他曾经做了三次大规模的修改，每一次修改，几乎都是推翻成稿，重新写过。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李时珍把所见所知的近1900种药物分成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个部，每一部又分成若干类，如草部分为山草、芳草等9类，木部分为香木、乔木、灌木等6类。16个部一共包括60类。每类下列出该类所属的药物。
在解说药物时，李时珍采用的体例是：用“释名”确定每一药物的名称；用“集解”说明它的产地、形态和采集方法；用“修治”阐述炮制过程；用“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的性味和功用。有些药物还设有“辨疑”“正误”，以纠正过去“本草”书的错误。最后是“附方”，全书共载药方一万一千余个。此外，书中还有1100余幅插图，形象地表现了各种药物的形态，以便于人们学习、辨认，防止混用、误用，这体现了李时珍对医药学事业的忠诚和负责。
在分类法上，明以前的“本草”书多用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即把药物分为三等，“上药养命以应天，中药养性以应人，下药治病以应地”，而不是按药物的属性或功用来划分。李时珍打破了“三品法”，采用植物、动物、矿物的分类法，应该说这是符合科学的，是中药分类学上的一大进步。这也使得《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的重要文献。
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是把方药、疾病、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李时珍将他认识到的疾病分为177类，每类病后都有简要的治疗方法，列出充分的药物，供开方者选择参考。在每种药物的条目后，又有“附方”，罗列出该药适应的若干种疾病和具体的处方、单方。这种以病带药、以药带方的办法，容易学、容易懂，临床实用价值很高。
此外，《本草纲目》中还增加了三百多种新药，很多新药，在医疗实践中被证明是很有效果的。由于《本草纲目》的诸多特色和优点，使得这部书自刻印之后便在医药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随着国际间文化的交流，这部巨著也流传到了国外，先后被翻译成拉丁、法、日、朝、德、英等文字。
可以说，《本草纲目》是我国医药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系统地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医药学的丰富经验，对我国和世界医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李时珍也受到了世界人民崇敬，被后世尊为“药圣”。
长期的辛劳著述和跋涉考察，使晚年的李时珍身体越来越差，但他仍不断地对《本草纲目》进行修改。他访问过南京狮子山下的静海寺，这是明朝航海家郑和晚年的住址，里面还保存着郑和种的一些外国花木。李时珍在这里听到看到了许多关于外国药物的知识，他将这些知识及时地补充到了《本草纲目》的相应部类中。此时的李时珍还以文学陶冶性情，唐朝几个大诗人的集子，成为他时刻不离的朋友。读诗之余，李时珍还进行诗歌创作，只可惜他的诗集没有流传下来。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十六岁的李时珍与世长辞。他留给后人的除了那部药物学名著《本草纲目》外，还有值得我们推崇的坚韧顽强的意志、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实验科学的方法。
有人说“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得，用恒心精学医术，用仁心体恤病人，用勇心促使医学的进步”，李时珍无疑做到了这些。入冬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反复，无数医者坚守在这特殊的战场，人间也许再无李时珍，但世上体现其精神的医者却有千千万，他们有恒心，有仁心，更有勇心，向这些勇敢付出的英雄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