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移民的其中之一。所不同的是，历史上的许多大移民都是官方组织的，而走西口，则是山西、陕西、河北一带的民众的自发行动。
人们常说的西口到底是指哪里呢?究竟是山西右玉的杀虎口，还是陕北一带的府谷口，亦或是河北北部的独石口？
府谷口，在陕西省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端，地处秦、晋、蒙接壤地带，与山西省河曲县、保德县隔河相望，北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接壤，西南与神木市毗邻，素有“鸡鸣闻三省”之称。
独石口，位于赤城县西北白河上游距县城 45公里处，北与沽源县接壤，宝平公路从全境通过。独石口为外长城南北的交通要口，形势险要，因南有独石屹立平地而得名。
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紧邻晋蒙两省交接处。
要想知道陕西、山西、河北的民众究竟是从上述哪一个关口出去，就得知道走西口究竟是去了什么地方。
根据历史依据和后来的许多现实情况，走西口的人们最后的落脚地，泛指在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从事农业、商品贸易的地方，大致位置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一带，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以上都是西口外的范围，因此，现今人们普遍把杀虎口作为”走西口”的必经之地。
雄伟的外长城，在山西雁北地区，蜿蜒曲折，横贯东西。这一带长城沿线，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内蒙古草原南下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地段。杀虎口就是这段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它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城西北部，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形成一条3300米的狭长走廊，构成天然关口。苍头河纵横其中。在苍头河上筑长城水门，俗称“九龙洞”。
杀虎口自古便是边关要隘。历代王朝设衙驻将，屯扎重兵，严密扼守。筑城堡分新旧堡。两堡之间东西筑墙，连环为一，前后左右开门，东西南北四通。长城内外烽火台林立，敌楼密集，形成唇齿相依，犄角互援之势。杀虎口在明朝时称杀胡口。明朝时蒙古贵族南犯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关，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仅对蒙古贵族采取怀柔政策，还把蒙族钦定为贵族阶层，实行满蒙通婚，为了抚慰蒙族，便把“胡”字改成了“虎”字。杀虎口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上的“走西口”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清朝初期，因为统治者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北方长城以南生产极大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残破，人丁流亡，民不聊生。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起义军，或“携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冒禁私越长城，从杀虎口流亡到长城以北内蒙古中西部一带。当然，杀虎口只是公认的“走西口”必由之路。
第二个原因是，明朝末年，遭林丹汗兵祸影响，丁口锐减的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和苏木，不分民族破例纳丁编佐，以补足30个苏木(150户丁口为1个苏木)的缺额，山、陕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而此时，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的封禁政策逐渐松弛，为了缓和与内蒙古地区蒙古贵族的矛盾，他们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需要大量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工匠和农民，政府也默许了长城以南民众向长城北部地区的迁徙行动。“走西口”才得以成为清朝的一次大移民活动。
直到解放后，走西口这种民众自发的移民活动才告结束。
其实，这些从口里外逃的人们，不一定非得从杀虎口出去。可以出去的地方很多，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是经过长城关口，有些干脆就是翻越山西北部的土城墙，来到内蒙古地区的。再比如河北北部民众，从张家口地区一路向西，就到了所谓的口外——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包头地区，根本不需要经过长城关口，但他们同样也属于走西口的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