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禁片自从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出现了。
1896年，外国商人第一次将电影带到上海放映。这个神奇的玩意儿即使在西方也是新生事物，立刻在中国宫廷和民间风行。早期进口电影只是一些无情节的简单镜头，但老百姓十分喜欢“西洋景”。当时的“公知”们也认为，电影比传统戏曲更能开拓视野，更具教化功能，纷纷发表言论支持群众看电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影成了双刃剑。随着技术进步，美国长篇故事片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受欢迎。但这些惊险刺激的警匪片、侦探片，“向国人展览以前闻所未闻的坏人坏事”，启发各种离奇、凶残作案手段。1921年7月，中国第一部国产长故事片《阎瑞生》上映，一周后就挨了中国电影史上头一刀，成为第一部被官方禁映的电影。
但当时的北洋政府无力建立全国性的电影审查机构，确立审查规章制度。江苏、上海等地的民间教育协会于是自发组织了“审片机构”，这些机构只能起到监督和谴责的作用，并无强制影片禁映权力。
国民党上台以后，国家主导的审片制度才开始确立。
国民政府认识到电影不仅有娱乐、教化功能，更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因此对电影管理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1930年11月3日，行政院公布《电影检查法》。规定：“电影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核准：一、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者；二、违反三民主义者；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者；四、提倡迷信邪说者。”
很快，作为国内公映的所以电影的审片机构国府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各地方电检会相续成立。
20世纪20年代，武侠小说开始在中国兴起，伴随而来的是武侠电影的崛起。1928至1931年，上海约五十家电影公司摄制了近四百部影片，其中二百五十部为武侠片。
武侠片虽为群众热爱，在精英阶层却饱受讨伐。片中充斥神话法术，“怪力乱神”，刚刚接受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此深感不齿，视之为愚民鸦片。宣扬布衣侠士、除暴安良，又令刚刚取得政权的国民政府反感。在此背景下，1930年2月，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决定禁止“形状怪异惊世骇俗”的影片，神怪武侠片随即被禁。
另外，部分恐怖片也被列为禁片，如1937年公映的《夜半歌声》因为被传吓死了人，结果在取得商业和艺术上的成功的同时也惨遭禁映。而民国首部禁片《阎瑞生》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恐怖片，影片高潮在开棺验尸一幕：湿面粉加墨水制作出的死者五脏六腑，在特写镜头下剖出来（类似于如今的美国R级血浆片），吓哭不少女人孩子。
接下来，跟着神怪武侠片倒霉的就是各类抗日影片了。
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又说：“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定，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早已被上海租界工部局禁止在租界地区各电影院放映的《上海战史》、《上海之战》、《上海抗日血战史》等抗日新闻片和纪录片，也被禁止在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的影院上映；故事片《东北二女子》公映不久也被禁映，直至经电影检查当局多次检查，大加剪删后，才准予再次上映。有些影片，从内容到片名，都被改动。
如《战地历险记》里的“日军”被改成了“匪军”；《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因片名有“抗日”两字，也被改成为《东北义勇军血战史》。而反映抗日的电影剧本，更被扼杀。蔡楚生继《共赴国难》后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影剧本《血溅红颜》，即被当局以内容“激烈”为借口禁止拍摄。
但日本却大量摄制了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为背景的鼓吹侵略中国、宣传“皇军威容”的法西斯影片，在上海租界当局的纵容下和国民党默许下，公然在上海租界内的日本影院上映，对中华民族进行侮辱。
对此，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左翼电影工作者创办的《电影艺术》杂志一连提出了9个“？”来严厉质问这件事，指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耻辱！！”《电影艺术》杂志并把国民党禁止拍摄抗日影片的“通令”予以公布和揭发。其他许多电影刊物，也都纷纷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提出了抗议，质问：“为什么要禁止摄制含革命性的影片？”“签定停战协定之后，是不是全中国实施亡国训练的开始？”
令人意外的是，所有左翼电影都拿到了执照，尽管送审后都挨了剪刀，但没有一部成为“禁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