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发生新冠病毒疫情以来，有一些国家和组织给予了一些援助。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们当然感谢，会铭记这份恩情！但是，对于某些财狼之国，我们依旧需擦亮眼睛，保持应有的警惕！
诸君曾记否，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举国援助（比现在日本政府给予中国的援助力度强出百倍），可日本一边借灾排华，8年后，更是发动了要灭亡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诚然，日本社会保留了很浓厚的华夏遗风，所以，在这次疫情当中，日本社会给予的一些援助再加上日本年轻人写的汉语诗词，很容易引起我们感情上的共鸣。
他们的善举，我们表示欢迎和支持，但是，一码归一码，日本社会不正视历史遗留问题、不反思侵华责任这是断然不能原谅和忘记的！而且需时刻警惕他们隐蔽的豺狼野心！
不需要过于感动，好了伤疤忘了痛！
更不需要涕泗横流地表示中日友好！
因为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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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日中午11:58(日本时间)，正是家家户户午餐之时，日本关东大地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
5分钟内，强度为7.9级的三次强震持续爆发。几乎在地震的一瞬间，该地区50%～80%的房屋立即坍塌，被撕裂的大地，裂缝居然宽达4～5米，吞噬周边的一切，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达到10米，浩浩荡荡，横扫一切，灾后统计大约死亡14万人。这就是著名的日本“关东大地震”。
灾害发生后，日本政府猝不及防，国内部署军队进行戒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则向中国媒体表达哀悯求援。此时的中国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内也不景气，然而对于日本的灾情应援动员却展现出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两天后的9月3日，曹锟总统召集内阁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9月4日，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孙中山甚至亲自致电日本裕仁天皇（当时还是摄政王）表示慰问。
在北洋政府的号召下，尚未一统的中国，却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
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刘石庵，即“宰相刘罗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
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
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有学者统计了上海《申报》(9月12日至11月29日)、天津《大公报》(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
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
总之，中国各界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以举国之力慷慨解囊，此情义感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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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震发生后，日本人怎样对中国人的？是针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大屠杀！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期间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
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而朝鲜人死亡人数更达到6000～10000人左右。
屠杀发生后，日本政府极力掩盖真相，为那些作恶的军警、歹徒脱罪，对此，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也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但由于日本政府的包庇，大多数恶人并没有得到应用的惩处。
其后，日本依旧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7年后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以怨报德”，加紧灭亡中国！
同胞们，日本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且莫相信了鳄鱼的眼泪，且莫遗忘了那无数死难于倭寇刀下的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