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猛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增加出口竞争力，改善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促成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应运而生。
一提起“广场协议”，不免令人唏嘘警惕日本“失去的十年”，然而，“广场协议”当真是泡沫经济时期日本衰退的唯一罪责者？“广场协议”究竟是击垮了日本，还是成就了日本？
“广场协议”初始：美国设局，日本入瓮
自1971年尼克松政府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后，浮动汇率制度普及，世界金融市场发生了一场巨变。
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显示出末日黄昏一般的强势——这不过是因为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强力推行利率上调政策。这一举措直接导致美元相较于别的国家美元利率高出许多，面对叽叽喳喳的恐慌，美联储一拍胸脯：美国绝对会在通货膨胀完全消除之前维持高利率政策。
听到这一保证，全世界的投资者再度信赖美元。好景不长，随着美元的持续强势，美国经常项目收支赤字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不过255亿美元，但是到了油价下跌的1984年，却径直增长到了1125亿美元。
这时，美国盯上了日本。当美国深受财政赤字之苦时，日本除了在石油危机期间小小受挫，此后其国际贸易一直保持赢利的长虹态势，1984年，日本更是得益于汽车出口的利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扩大了350亿美元。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日本产品在全球随处可见，以至于美国高呼“日本时代到达了”。
彼时，日本对即将逼近的危机毫无知觉，而明眼人都看出来，这绝非美国在赞美日本，而是美国将要举起镰刀对日本动手了。
美国一向容不得人超过，就连世界老二的无限逼近也是禁忌，哪怕仅仅是一种可能，美国也要将其除之而后快。
因而，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国会联合起来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政府干预汇率，让美元汇率贬值。1985年9月，美国设下了一场“鸿门宴”，静待届时瓮中捉鳖。
1985年9月22日，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以及日本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于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正式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使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
其他四国都心甘情愿当美国的泻火桶吗？事实上，日本财政部长竹下登在协议现场曾微弱地表示异议——诚然，日本知道无法反抗美国，但是拉锯还价总是能够博得更多的利益。
可令人心惊的是，美国谈判团当场变脸，先是皮笑肉不笑地“赞美”了一番日本的经济成就，随后威逼利诱竹下登：不要妄图自己舒坦，美元要是出了问题，日本的海外事业必然会受到影响。
竹下登被美国一顿夹枪带棒的发言呛得说不出话，不得不答应协助美国采取措施降低美元汇率，甚至立刻顺竿爬，大气许诺“可以贬值20%”。
同样大幅升值，帮助美国挽回被高估的美元汇率的国际货币还有德国马克。“广场协议”签订之后英法德日开始大量抛售美元，从而带动全球投资这齐齐抛售，美元的汇率持续大幅走低。
在美国出口和制造业快速复苏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依旧不满足，他明里暗里暗示日本“仍有下跌空间”，在这样的口头暗示之下，日元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即将拉开序幕。
“黄金时期”：日本成为“世界老板”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经济学家自然窥透了内里的弯弯绕绕，届时纷纷发言：如果日元无底线地升值，届时，从基础工业至股市、楼市乃至是海外市场，日本的经济体系将面临全面崩盘。
此时，负责签订“广场协议”的竹下登成为了众矢之的，竹下登被质问：“日本为何能够容忍日元升值？”对此，竹下登苦笑一声，随即轻松回答道：“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在日语中，“登”与“升”同音。）
面对记者或许可以这么糊弄，但是面对频频在报刊媒体上征讨他的经济学家，竹下登却不敢大意，他开始有意无意回应日本关于“广场协议”的受害者言论。
竹下登表示，签订“广场协议”，不能仅从日本升值之弊来看，更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需要寻求世界大国的地位，签订广场协议，是日本对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承担责任的表现。
然而，这显然只是日本的自我陶醉，无论美国在签订“广场协议”时，是否有意无意给了日本这等暗示，但从此后三十多年发展来看，所谓世界大国，尤其是政治大国，日本仍是差得很远。
至于大部分日本民众，对“广场协议”的签订并没有知觉，他们只是隐约感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自己腰包里的钱越来越多。
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涨至38915亿日元，这一日日本股市总市值达630亿日元，相当于1985年的3倍。
与股票价格的快速上涨相伴的是同样作为资产价格的地价也出现了异常的保障，1985年底时，日本土地资产总市值为1004兆日元，但到了1990年年底，这一数字已经翻滚到了2389兆日元。
资产价格上涨，令日本人的财富快速膨胀，日本人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消费，这一阶段，日本被戏称为“世界老板”。
日本人手握高币值的日元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奢侈品之于日本人有如大白菜，巨量的日本资产涌向世界各地，大量的名贵艺术品、企业、不动产、矿藏被日本人收入囊中。而在夏威夷的外国投资中，就有96%来自日本。
其中，若论不动产和企业，尤以美国资产最受日本人的青睐。1987年，日本的三菱土地公司以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坐落于纽约曼哈顿中心区的洛克菲勒中心。
此前，洛克菲勒中心一直被视为美国商业帝国的象征。然而，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似乎只是日元向着美国资产前进的号角，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人发现，洛杉矶闹市区有接近一半的房地产被日本人买走，细细一统计，更是令人心惊胆颤——日本人竟然买下了美国10%的不动产。
一时间，日本迎来了“买下美国”、“收购全世界”的高潮。松下电气收购了环球电影公司的控股公司MCA，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并将其改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
届时，美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调侃日本“暴发户”的传闻：日本的买家看中了美国的一栋大厦，原本拟定的金额是4亿美元，但是到了即将交割的时候，日本人突然提出要将金额提至6.1亿美元。
为何？正当美国卖家摸不着头脑时，日本人解释道：“我查阅了一番，发现吉尼斯世界记录里，单栋大厦的最高售价是6亿美元，我愿意多花一点钱，打破这个记录！”
足见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年间，日本人强悍的购买欲和购买力。与此同时，日本投资者被扣上了“人傻钱多”的帽子。
没过几年，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也被日本人买走。面对日本爆裂的购买力，美国舆论界不同于日本一派“安宁、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既为高币值的日元感到恐慌，更对日本人气势汹汹的购买力不满：“日本正在将美利坚推上断头台。”
《纽约时报》万分忧心地评论：“总有一天，日本人会将自由女神像也买下的。”这一舆论走向十分暧昧：一方面，美国人不耻日本“人傻钱多”的做派，另一方面，他们本能地对“日本威胁论”产生应激反应。
时至今日，多数美国依旧认为只有日本入侵过美国——一次是偷袭珍珠港，这是在军事意义上，还有一次便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收购美国”狂潮。
不同于美国的恐慌，日本上上下下都对未来的经济抱有极度乐观的预期，日本舆论界充斥着“90年代将是黄金的十年”。
“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害苦了日本？
在日本经济的泡沫越吹越大，膨胀至一个临界点之时，这一道裂缝终于显露。伴随着日本企业总利润的增滚，日本的出口相关部门利润却下降了4.8%，钢铁行业甚至出现了亏损，繁荣之下，日本早已出现了衰退的预兆。
此时，敏锐的日本经济学家纷纷建议政府调整利率，但是日本政府仍旧坐视不管，日本的地价依旧以15%的幅度增长。
后期，更是变本加厉地降低利率，在1986年已经连续4次下调利率的基础上，继续采取降息措施，将利率下调至了2.5%地历史新低点，期望以此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然而，这一超低利率导致了银行和企业的困境：面对过多的货币流动性，银行和企业都很难找到理想的投资项目，于是纷纷将资金转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资产价格的泡沫越来越大。
至于股市，因为股票价格越升越高，上市公司从股市中直接融资的成本愈来愈低，所以纷纷通过股市筹集资金，从而归还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在这一时期规模急剧下降，这直接导致银行不得不将贷不出去的钱转向急需资金的房地产市场。
面对这一恶性循环，日本政府自1989年起，就开始改变超低利率政策，连续5此大幅度调高利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银行利率从2.5%提高到了6%。
日本政府原本想通过这一举措抑制通货膨胀，然而，这一举措却对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大量的坏账损失，使得银行一笔笔贷款无法收回，资金窟窿越裂越大。
1990年10月，日本股价大跌，投机色彩浓厚的日本泡沫经济一朝破灭。
一时间，日本上至出口企业，下至平头百姓都陷入了一种低迷的氛围内。日本媒体以极其悲怆的口吻渲染日本的“失足”，日本百姓捶胸顿足，称“日本上了美国的当”。以1990年为分界线，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各有算盘：“日本受害者论”不成立
日本经济的繁荣态势以股市和房价猛跌宣告结束，此后，“广场协议”成为了美国经济阴谋论的一大代名词，日本舆论界借势将日本打造成了被美国欺哄的“韭菜”。
然而，日本当真无辜吗？亦或者说，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全然是因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后日本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向内需主导型，国内的房地产、服务、物流等产业迅速发展，日本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在1987年超过了美国。
与此同时，日元的升值使得日本得以以较少的费用，进口足够多的资源，这个资源贫瘠的小国，一时间打破了资源对经济的制约作用。
日元的持续升值，似乎对日本制造业是一个不容争辩的打击。但是曾任日本央行副行长的绪方四十郎曾表示：许多制造商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外包他们的部分生产活动，已经战胜了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
这表明，日本制造工业走向境外，使得日本工业趋向空洞，一部分原因是收到日元升值的推动，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经济根基不稳的固有弊病——这一工业外移的过程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早已开始。
即使没有“广场协议”，任何发达国家因劳动成本在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就会有规避保护主义，进入资源原产地和市场的要求。
因而，日本“失去的十年”全然归结为“广场协议”显然有失偏颇。只能说，“广场协议”本身是一艘极难驾驶的轮船，如果没有敏锐的危机意识和高超的政策把控能力，那么触礁不可避免。
反观德国，其在“广场协议”中，并不如日本那般万众瞩目，但德国在签订“广场协议”后同样面临着汇率升值的压力，可德国的可贵之处在于，德国始终将精力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灵活利用了利率和通货膨胀手段，确保物价和生产稳定，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做好兜底工作。
日本经济真的是“广场协议”的受害者吗？答案是否定的。日元升值的确对日本的出口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这一阶段日本企业就开始着手，将产业朝着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变，日元升值引领日本企业“走出去”，成为了真正的跨国公司。
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根本原因在于日本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最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重创。
日本打着乘美国“顺风车”的算盘，但是最终却不幸跌落，这是大多数人对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认知。但日本所谓“跌落”，是何程度，抑或说，日本当真跌落了吗？
表面上看，日本的国民收入降低了，股票贬值了，企业濒临破产，内需一蹶不振，房产价值一落千丈，日本经济的萧条似乎盖章定局了。但这仅仅是日本在危机酝成排浪之势前，紧急采取明智的经济战略的必然结果。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日本人意识到“日本制造”的优势正在丧失，如果要想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巩固其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就必须尽快占领全球各地市场，左右新型工业国家的发展。
因此，日本采取了对内压缩投资，抑制消费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逼迫有能力的企业走向海外，一方面对外以金融兼并、产业兼并为手段，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提高市场占有率，巩固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为国内生存的企业提供市场空间。
这一举措造成了日本国内经济萧条的假象，但实际上，日本的整体经济实力并没衰落，反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也并未直线萧条，而是在沉寂了较短的时间后，进行了全面调整升级，日本工业从一般的加工制造型工业转向了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日本的电子、机械、化学等相关产品行销世界，“日本制造”成为了金字招牌。
至于传统的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则走向了国外，丰田、索尼纷纷在国外设厂，日本的海外经济收入增长速度惊人，2002年，日本海外纯资产达16227亿美元，日本三菱、丰田等著名产业，海外收入早已高于本土收入。
因而，日本政府渲染萧条和失败，更大程度是是对其经济战略的掩护，竹下登代表签订“广场协议”之时，绝非将其视为“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日本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 王巍著.《金融可以创造历史 2 大国崛起的秘密》[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
- 榊原英资著；周维宏译；杨柳译.《日本的反省 被狙击的日元》[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