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中，大多偏重对社会政治伦理的探讨，唯独庄子思考的重心是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家园。庄子生活在诸侯争雄称霸、各国战乱不休的战国年代。面对动荡的社会，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
孔子以兴仁扬义为救世之方，孟子以仁政爱民为治国之道，墨子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然而这一切只有远益而无近利，并不能解决各国君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而到处碰壁，孟子之言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墨子那种苦行僧似的言行，也未曾见用于世。
当时被君王所看重并采纳者，唯法家、兵家与纵横家之术，即司马迁所谓“以攻伐为贤”。然而法家、兵家与纵横家只可争得一时之利，并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也谈不上人性的圆满与完善。
老庄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是他们提出的“道生万物”和“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在政治上的必然逻辑结论。
“无为而治”并非简单的消极无为，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道家也是想救世的，只是反对任何具体的社会改革理论和方案，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恢复素朴，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道家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不善作为和强制干涉政策的一种反动，“无为”其实应该是“善为”。然而，时值战国诸侯争霸，各国纷纷想实现富国强兵之梦，唯恐求强求霸而不及，怎会耐烦聆听道家这番“慢腾腾”的哲学？
于是，庄子由老子的救世转向救人，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乱世中安顿生命，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如何摆脱种种束缚，获得完全的精神自由和开放独立的人格。
庄子透过战国时代的社会纷乱，深刻地洞察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困境。战争和权力不仅残害了生命，而且扭曲了人性。面对社会文明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人性中的罪恶如自私、贪婪、狡诈等也日益膨胀了，人们终日忙碌于追名逐利，不自觉地陷入了“人为物役”的状态，迷失了人生的真正归宿。
庄子认为人生面临三大困境:
第一，死亡的自然之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注定要死亡，这是人生的大限。人有生必有死，死是人生的终结，人生便是趋向这个终结的一个历程。
在生命的历程中，死亡的因子无时无刻不隐伏在人的身上，因此人们常常恐惧死亡，但这只是对于“别人的死亡”的感觉，自己却从未经过；一个活人，永远没有与人同死的经验。死是个人的事，不能由任何人来取代，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它，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
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这时候你便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的境界，恐惧之情出现是可想而知的。庄子对大限的必然到来，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悲哀，然而他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在对生命短暂的深沉的慨叹中蕴涵着对现世生活、生命的积极肯定。
庄子强烈要求从这种人生困境中超脱出来，这种超脱不是企求人的感性生命存在的永生，而是以达观的态度对待生死，认为生死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那样最自然不过了，所以应坦然处之。
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过着健全的一生，乃是享受圆满的死亡；肯定生，乃所以肯定死；死的价值，有赖于生来肯定，死的意义有赖于生来赋予。你若有能力来掌握你的生，你也有权力来埋葬你的死。⋯⋯由此可知庄子的生死观念决不是消极的，更不是出世的。”
第二，必然与自由的冲突——社会之限。人的存在是社会和历史的，个体的人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大戒也可以看做是两个大‘桎梏’或者‘枷锁’，存在于人的生命之中。不过这枷锁不是人自己安置上去的，而是命运，是天。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你就被套进这桎梏之中，无法逃避。这是与生俱来的，无法选择，因此也无法抗拒。认识到这一点是很无奈的，特别是对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认识到限制正是追求和获得自由的前提。”
既然忠孝是不可逃脱的义务，那么“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就是说外在的必然不可改变，那么就既来之则安之，顺世知命，追求心灵的自由。
第三，情与欲——自我之限。庄子认为，人的生活的充分展开和精神自由的获得，除了受到自然大限和社会时命的制约外，还有一重自我设置的障碍——哀乐之情和利害之欲。庄子认为，哀乐之情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能去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
“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不外化”，意思是说得道者行动能顺随万物的运动（所谓外化）而心神宁静（所谓内不化），而世人则一时乐一时悲，心理因外物的影响而变化不定，简直成为外物寄居的地方。
同样，庄子认为利害之欲也是人之所不能免，为人的本性所固有。“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而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
如何剔除人们心中的贪欲？老庄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知足常乐、安于所得，对待功名利碌应视如过眼烟云，来则取，去则舍，超然外之。若能做到清心寡欲、自得其乐和适可而止，就能抵消由于不满足给人带来的痛苦，“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人摆脱了欲望诱惑的束缚，也就在思想上解脱了自己，从而“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和手段，只有人才是唯一的目的。“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利用的工具。”只有人才是目的的思想，庄子早就有之。
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存的意义与目的，显然不在于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个人并不是被任意驱使的工具，不仅不是他人任意驱使的工具，甚至不是自己情欲或意志的工具。个体本身即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存在本身即是存在的价值。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最早发现并确立了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个体意识的混沌，个性的匮乏，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顽症和惰性。相比较而言，庄子突出个性，突出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既然庄子把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看做是人的最高目的，必然会对那种“人为物役”的现象发出强烈的抗议！“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茕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庄子深深悲叹人生一世劳碌奔波，心为物役，空无意义。
尽管从大夫到小人，从盗跖到圣贤，他们各自为不同的外物所役使，或为名，或为利，或为家族，或为国事而奋斗、牺牲，但他们就残害自己个体的身体生命、就损害个体的自然本性而言，则完全相同，是同样可悲的，都是“人为物役”，失去自由。
庄子本人把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洒脱，看得比物质上的富有与满足更为重要。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卿相之位是多少人所梦寐以求的，而庄子对如此之尊位却不屑一顾，将做官为相比之为郊祭之牺牛。他宁肯做游戏于污渎之中却逍遥自在的小猪，也不愿做没有半点自由的牺牛。
庄子不仅蔑视功名富贵，并且对那些趋炎附势、贪图世俗利碌之士极尽嘲讽，如宋国人曹商、诤友惠施。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常常感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多少人官场失意而遁于道、释，可又有几人真正领悟到庄子的心迹？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上下几千年，又有几人不为地位、权势、名利所动，而只醉心于艺术与科学？此乃艺术与科学的不幸，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逐于仕途。
“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亦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庄子的这种率真洒脱的人生观，就非常难得了。
有人认为庄子的思想是一种消极无为的人生哲学，容易使人“心若死灰”、“身若槁木”，无欲无求，造成了一种顺天知命的民族惰性。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认识，是对庄子的狭隘理解。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了文明发展的副作用，尤其是人性异化的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老庄并不完全反对我们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和人们追名逐利，而是反对我们人类一味往前走，无限度地追求人文创造乃至财富、成就、功名、利欲，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为外物所役，精神委顿。
庄子的人生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一切应以是否有助于人性的圆满与完善为尺度。在庄子看来，人生第一要义就是心灵的自由。“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蓄乎樊中。”
草泽中的野鸡觅食寻水尽管很艰难，但它也不愿意被蓄养在笼子中，因为保持天然的自由状态比免受饥渴之忧更重要。庄子在此高扬动物的自由，目的是为了比拟人的自由，为了给人的自由提供一个理论的支点。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在阻碍着人们实现自由，如仁义道德、世俗价值、名位利碌、政教礼法等。要实现自由必须摆脱这一切奴役人性的樊篱。庄子本人手持钓竿谢绝楚王的千金之聘、宰相之位，还把国相的尊位比为“腐鼠”，把君王的宠爱视为文服牺牲，宁愿穿破衣、打草鞋，像猪一样自由自在地游戏于污泥中，“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还有他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感叹儵鱼出游之从容，以及庄子梦见自己变为栩栩飘舞的蝴蝶， ⋯⋯这一切一切都表现了庄子对自由逍遥的向往与赞颂。《逍遥游》作为《庄子》一书的首篇，正好体现了庄子思想的主旨与其人生境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愈来愈发达，技术对生活的干预也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物对人的统治。
人创造了物，本该是要物为人服务，而现在人却为物而奔忙，物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了。人如同上足了发条的钟表，终日身不由己、无休无止，没有思想地做着机械运动。物，不仅成为统治人的东西，而且连人本身也成了机器和碎片。庄子高举逍遥游旗帜，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对抗物对人的统治。
毋庸讳言，和任何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庄子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因崇尚自然高远，鄙弃狭隘功利而走上极端，主张绝对虚无，反对一切作为，甚至进而反对一切人类文化、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否定文明的价值。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既然机械技巧使人心智变得不纯，那么怎么办？答案是回到最原始的远古社会里去。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卧则居民，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否定并舍弃一切文明和文化，要人们回到无知无识、浑浑噩噩的原始状态，认为只有那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但历史并不随这种理论而转移。从整体来说，历史并不回到过去，物质文明不是消灭而是愈来愈发达，技术对生活的干预和在生活中的地位也如此。尽管这种进步的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历史本来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痛苦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中进行，具有悲剧的矛盾性；这是发展的现实和不可阻挡的必然。”
其次，他因反对权威和社会等级、批判社会弊端而放弃社会责任，片面追求独立意志而忽视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群己关系的必要性。他所追求的绝对自由主要是个体性的和精神上的，对确立外在的基本自由权利、制约权力扩张并没有提供可操作的规范原则，因而其追求的个体自由并没有真正的保障而极易滑入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的混世态度，等等。
不过，虽然庄子思想有一定的消极性和虚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成了历史博物馆中的思想化石，就像任何一家、一派之言，既有其片面而深刻之处，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都包含了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真理因素。
他所主张的自由逍遥，不仅在古代社会对文人的文化心态起到过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生活在紧张忙碌、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仍不失为清心剂、醒脑丸。
我们也许做不到“不随物迁，游乎尘外”，但我们至少应该在为功利奔波之余，去体味一下“回归自然”的感觉，去欣赏人生路途上的风景；在失意之时，保持一份宁静与平和的心境。总之，一切以心灵自由为主体，用审美的态度度过人生，这就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最大魅力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