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武汉新洲区潘塘街道熊店村“偷瓜”事件上了热搜
诸多媒体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很多自媒体评论人对此发表了一边倒的看法。
现在，似乎热点已经过去（我并不喜欢追逐流量，事件当晚写的，现在发出来），
从我的学科视角和田野工作经验来分析一下，
总体定性一下：
本质上这是城市工商资本进入乡村场域的一次稀松平常地、非融洽地、莽撞乃至仓促地商业投资失败事件；
那么，为什么会成为热点呢？
①人口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社会整体养老压力剧增、对农村老人形象内生性排斥；
②经济下行趋势下，青年创业前景堪忧、就业压力爆发产生了强代入感和共情心理；
③已然具有现代化特性的社会人群（尤其是青年群体）直面，农村地区仿佛法律失效与道德失序的讶异与惊诧——都2022了，还有这种事（转引高赞评论）；
④最终热爱乡村，返乡带动村民致富的良善人设与女性创业者性别符号、角色及委屈形象引爆了该事件。
我会逐条分析上面的结论。信息资料来源于网络和咨询当地村民
先说一下，其实这个事很好解决，说来你们不信，为避免成为专家，解决建议我就不说了。
第一条，城市工商资本进入乡村的基本定性：
从资金来源，一部分是经商积累，大部分是工商金融贷款（余女士自述投资了100万，其中60万为贷款），还有部分是其他性质借贷！
报道和视频的中千亩南瓜地，其实为600亩，由余女士接手，其余四百亩是同村大叔承包种水稻，
（为何强调千亩呢，在湖北当地农业政策中，这种混合种植+销售的新型农业基地申报和补贴的起步标准就在1000亩，大致可以理解为种粮大户或家庭农场的申报标准，只是这个需要时间，不是过来就有的，需要经过申报程序和考核，避免骗补贴的情况出现）。
通过视频和查阅资料，我发现于女士承包的土地没有小农水项目建设的经历（后来咨询当地村民，发现分散的数块土地根本就没有农田水利设施），也就是说这些被抛荒的田地（她自述）并没有较好的灌溉条件。
前一阶段高温干旱影响了初期收获（尤其是高温暴晒），这也是为何余女士的新视频是政府帮扶浇水的原因（当地政府的首要帮助是请洒水车帮助浇地，随后才是安装监控和警示牌，该视频她已删除）。
其次，夏季以降，武汉长期高温，昼夜温差小，高温生雄花，低温长雌花，只有雄花而无雌花，自然后期结瓜更少。（事实上南瓜在立秋后才开始大量结瓜，这是常识。）当地村民视频中说没有瓜也印证了这点。
余女士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此，受极端天气和基础设施影响，后面南瓜产量和收入有不好的预期（在她拍视频时期），前期南瓜收获只有7万，难以继续保证资金链，在此压力下，余女士陷入困境。
第二条，之所以提及老龄化和社会养老压力，这是由评论区得出的。
诸如“扣他们退休金，让她们儿女领回去坐牢，甚至于坏人变老了、老不死”之类的。
这些语言符号是社会整体生存压力下的养老无力的表征。
以至于抖音能看到的老年人视频都充斥着类似的声音：
最好的就是“年纪大了，老实待着别惹事”。
武汉“糖水爷爷”这种正面形象也被网暴就是例证。
缘何？这些改革开放的主力，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最早和最艰难的一批人，拉扯我们长大的长辈、“顶梁柱”突然成为家庭的压力、负担和社会的累赘了呢？
经济新常态下，受疫情影响青年创业前景不佳，就业和生存压力剧增可能是一个原因。
面对恶劣环境，我们青年人可以躺平、不生，但父母无法不老啊！
对于丰产期亩产3000-3500斤南瓜所面临的百斤消耗（物流运输损耗都比这多，干过物流的都知道），作为政治学子，我无法将康德的“不道德”概念一下子盖到全体熊店村、潘塘街乃至新洲区老人头上。
事实上，社会群体忽视了或者忘却了的，相比于城市，农村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更高，处境更加艰难（温铁军教授的很多书中都有提及）。
从网页数据中，获知仅熊店村留守人群有900人（65岁-人口占比60%以上）——该街道在2011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就超过45.7%——而余女士的瓜田在道路中央，附近有三个行政村，能偷瓜的老人以千计，而长期坚持偷瓜就那几位，往多了说十数人。
毕竟年老的农民工会死在田野里、荒村中，而不是城市高楼上，不在我们眼前。
从我参与的一本《五十四种孤单——农村孤宿人群访谈》中可窥一见，此书甚至改造了一位中作协女作家（标准文艺女拳）的丁克、不婚观念。
第三条，很多键盘侠跳脚直叫——娘希匹，村干部无能、派出所无能！
（自行想象凯申骂人的图片）
那么，考虑过基层治理成本吗？潘塘街道辖区面积63平方公里，人口3.6万，29个行政村，五所学校，而潘塘派出所编制为5名民警和7名辅警（四类派出所）。熊店村户籍人口1300人，有5名村干部，却要服务分散的11个自然村组。基层组织薄弱，治理乏力，能力不足，这就是现实。
那就没有法律了吗？
被城市化和现代性改造的新社会群体可能无法相信，中华文明五千年真正实现“法律下乡”且技术、手段、理念深入村户，融入农民思想的历史不过十几年罢了，这才是研究共识（这可以找几个法律学者问询下，他们会给你很多段子）！
而这些老人可能并没有能力完全接纳，说来神奇，2018年湖北省文盲率5%，主要就在这些人群（不要取笑啊，我大山东超7%）。
那么讲理，道德呢？
新闻中报道：余女士放弃了广东的高薪工作，带着回乡带动村民致富的热情和心理（媒体塑造的人设）雇用了七八个人——没有雇用熊店村一个村民（图在上面）。
熊店村有1460亩耕地和20亩林地——她占用了1000亩地，她不是村里人（今天问到的情况是：她甚至不是潘塘街的，算是城区街上的吧），甚至，从这些信息中可以推测她并没有试图融入这个社区中。
我举个例子，80年代的广东，90年代江苏、浙江，20世纪初的中部省份，都有外地资本企业家入村，从村集体中占用土地、或者租借土地进行投资建厂（后来都进工业区了）的案例。这些企业除了合同的租金外，往往还会与村民拉近关系，比如雇用当地人进厂（虽然他们手脚不干净、态度也不妥当）、捐资修路、发福利等方式，凡是出现矛盾，村民会断水断电，堵路砸厂，而那会网上都是“庶民胜利啦”的高喊！（周飞舟，温铁军、贺雪峰、吴毅等学者的书中多少都有案例）
事与境迁，换个更贴近的例子，把余女士换成你们公司老总，那么你抖音上发的“上班拉屎、带薪摸鱼是多么的快乐啊”的言语，在公司把手机、充电宝电量充满，疯狂使用厕所、空调冷气的行为又是不是与少数老人类似呢？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道德同样是分适用对象的。
大众所惊诧的，则是都2022年了，还有法律和道德都管不了的地方和事情嘛？！
第四条，余女士，她很早进入城市，所具有的管理知识和交往经验多是适用于现代化都市和成熟职场的，无法理解和适应乡村的规则和行事逻辑。
乡村社会和基层治理自有其独特的行为逻辑，张静教授在《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中引入概念将其圈定为“地方性知识”，可以理解为《白鹿原》中的乡规民约，《金翼》和《银翅》中的风俗礼节、面子，甚至《小镇喧嚣》中非正规技术手段都是如此。而这种逻辑和规则也在变动中，受城镇化、工业化的影响，金钱至上、个人主义等西方观念也冲击着这里，最显著的是由乡土中国的圈层式地“熟人社会”概念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和“原子化农民”。
嵌入乡村社区失效，出现问题后沟通方式和处事误操作，以及先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仓促、不力多多少少导致了最终局面的出现。
至于最后的女性角色和人设问题，其实这样的家庭农场被偷被抢的案例在抖音上也不鲜见，在河南朝歌某农场，一位大叔的地瓜被偷，发现遗留了一个紫薯，只能拍段子自嘲：明年不种紫薯了，大家不喜欢”，这并没有几人关注！所以，不必赘言。
那么我就依据我田野工作的经验对后续的情形适当进行一下推演，作出预测吧：
为缓解余女士的困境，在网络舆论乡村两级会筹措乃至挪用资金，对瓜田基础设施进行建设，（监控和警示牌或许就是村里出的钱）
要求附近村组干部和头面人物巡逻执勤（补贴估计也是村子出）；
申请小农水项目、土地整治项目等诸多，会帮助申请返乡创业资金贷款和政策贴息等，
帮助其进入政策性市场（政府采购、事业单位食堂）和扩宽市场渠道，
帮助其申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格和申领政策补贴（我调研过的湖北的一个村，其领导自述这个村子汇聚的各类资金超过2.3亿），
甚或树立一个“雨晴の瓜”的品牌？
甚至于，余女士想离开，地方都不愿意让她走，免得新一轮舆论压力袭来！
不一而足，而这些资金大都来自中央财政，或者少得可怜的乡村资金。新洲区当地出了钱，乡村两级出了力，然而，剩给熊店村老人乃至新洲的只有网络暴力和地域段子，
一如前一段的唐山。（其实我以前也这样，我大学第一次见河南同学，脱口而出：你会偷井盖吗？后来接触过了，发现他们比我忠厚老实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