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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问母亲：“你常说弟弟是你的心尖尖儿，妹妹是你的心肝肝儿，那我是你的什么呢？”母亲笑着说：“你是我的心腰子。”当时我想不管是什么，反正我也在父母心中装着呢！
我是家里的老七，母亲生我时肚子痛了三天三夜，真是遭罪了！后来我还知道母亲不能吃西红柿鸡蛋面，一吃就胃疼拉肚子。母亲说：“生下你时，你爸爸说孩子太多了，送人吧。把我气坏了，只有剩菜剩饭，哪有剩儿剩女啊！我生气就不吃饭，你爸就给我煮了碗西红柿鸡蛋面，劝我吃下去，结果月子里落下病了。”长大后我问父亲是否真有此事，父亲说这只是个玩笑。
在和父母生活的几十年里，我完全相信，在父母心里，没有一个儿女是多余的。哥哥姐姐回忆起父亲，都说他工作很忙，话很少，而且很严肃，对他都很敬畏。但我小时候可以爬到父亲的腿上摸他的胡子，听他讲老家东阳虎鹿葛宅的风土人情和他的童年生活；听他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里的故事。母亲看到后会说：“你多重啊！赶快下来，让你爸爸休息一会儿。”父亲说：“没关系，这是天伦之乐！”在那个年代，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所以我的童年比哥哥姐姐们要幸福些。
我上小学时，父亲说，老家葛宅自古就很重视教育，当小孩子说话口齿清楚了，哪怕家里再穷，都要尽可能送到学堂里去读书，因为读书人讲道理，明事理。去年我回老家葛宅祭祖时，就看到祠堂里挂着一块“读书明理”的匾。
父亲还对我讲起当年他考初中的事。那年父亲12岁，赴金华省立第七中学考试，在全区八县考生中考了第一名，坐在轿子上被抬着巡游时，身上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脚上连鞋都没有。但父亲觉得很光荣，因为自己为家乡、为祖宗、为父母争了光。父亲还说：“女孩子更要读书，要自立自强，要有一份能立足于社会的工作。将来结婚到婆家，只有经济独立，在家中才有话语权，才能获得尊重。”
1966年底，因为“文革”，学校停课，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不能上学了，许多书也成了禁书。父亲就让我看哥哥姐姐们留在家里的中学课本，语文、历史、地理和生物我全看了，甚至还翻看了父亲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的藏书和读书笔记。1969年8月恢复初中，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数一数二。
1971年7月我初中毕业，面临两条出路：一是考高中，二是找工作。我很想继续读书，但当时父亲受到冲击，进了“牛棚”，我就找母亲商量。母亲担心我读完高中又要插队，让我去找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听了连想都没想就说：“去考高中，当农民也需要文化！”上高中后，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工科电机专业，对我的理科特别是物理学习帮助很大。记得有一次物理作业是设计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图并自己动手组装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把线路图拿给父亲看，他一次次指出其中的问题让我修改，后来我改得有些不耐烦了，说“差不多就行了”。父亲批评我说：“做事情就要做到最好，没有差不多之说。”大学我读的是化学专业，在学习普通物理时，老师都说我应该选物理系，女孩子能学好物理的真不多。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是个作家，她培养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我经常把作文读给父亲听，父亲听后评价：“文章开头、结尾太落俗套，不新颖；事物、人物描写太罗嗦！”由于当时许多书受到批判，学校图书馆也处于关闭状态，父亲就给我讲一些古代名著的片段和古诗词，让我了解这些作者如何三言两语就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几句话就能把一个人物的长相和性格特征刻画得活灵活现。每次作文修改后，父亲还要我再读给他听。有一次都半夜了，因为读作文，把经常失眠刚睡着的母亲吵醒了，我和父亲都挨批了。
1973年12月高中毕业，我们真的要插队了，我被分配到延安市枣园公社沙马坪生产队。出发那天，我和同学们胸戴大红花高高兴兴地登上汽车。突然，同学告诉我：“建玲，你妈来了！”我想不可能，母亲在上班。但当我往车下一看，只见母亲泪流满面，怀里抱着两包饼干，顿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我这一去就是4年。1977年10月21日，报纸上发表了恢复高考的通知，父母亲要我准备参加高考。我没有复习用书，父亲就到处为我借书。由于我在农村担任赤脚医生，农民要看病、取药，一刻都少不了我，所以生产队不许我回家复习功课。离高考还有二十多天时，父亲骑着自行车赶到生产队找到支部书记说：“请给我女儿一次机会，让她回家复习。”这样我终于回到家。四年没摸课本了，对于能否考上大学，我没有把握，就问父亲：“是否改考中专？”父亲说：“高中生去考中专没有意思，今年政策不是30岁前都可以考大学吗？这样算，你还可以考8次，我会一直供养你的！”父亲的安慰让我心里踏实多了。他还在早餐时为我讲解政治，让我可以把大多数时间花在最薄弱的数学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我就考上了大学，还上了重点线。我的志愿是医学院，却被分到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我有点沮丧。父亲劝我说：“当医生治病救人当然好，但你每天面对的都是病人痛苦的面孔，心情很受影响。当教师每天和充满活力的学生们在一起，教书育人传授知识也很有成就感！”
上大学不久，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找我谈话，希望我写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将此事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回信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军阀割据、连年战乱的国家统一起来，不再受西方列强欺辱。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全国七亿多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非常了不起！你应该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我在大学入了党。很快，我们兄弟姐妹中，有6人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从1973年插队开始走向社会，在工作和生活中看到和经历了许多不合理的事，个性多愁善感的我会找父亲哭诉。父亲告诉我：“生活中有快乐就一定有忧愁；有幸福就一定有磨难；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人生就像调味品一样，甜、酸、苦、辣、咸都要经历，这就是生活，如果只有一种味道就不是生活了！”从此，我懂得了生活的真谛，能清醒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挫折和困难，快快乐乐、安安心心地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因为我还遗传了母亲的古道热肠和刚正不阿，所以无论到哪个学校，都有许多贴心的好朋友。
我该找对象成家了，母亲说：“不要贪图这个人多有钱、家里多有地位，关键是要看他对你好不好。”父亲说：“光对你好还不行，还要看这个人是否要求上进、是否有事业心、是否孝敬父母，同事关系是否好。如这些都好了，这个人本质就好，大方向就错不了。”1985年7月我结婚，婚后我回到浙江巨化，丈夫在延安部队34医院，每周回家和父母一起过周末。有一次他临时值班没有回家，母亲就买了一篮子的菜，步行送到医院，让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同年10月，作为军医的他接到命令赴云南前线参战。当过军人的父母亲知道军令如山倒，母亲急得大部分头发都白了，说：“打仗有危险，我担心得晚上睡不着觉。”我知道父母亲最后决定离开生活了33年的延安回到浙江，主要也是不放心我。
丈夫参战回来，我生了孩子，父母亲就帮我带孩子做家务，还不忘教我如何做好妻子、好媳妇和好母亲。父亲告诉我，夫妻之间没有道理可讲，只能讲爱。母亲说要尊重丈夫，特别是在外人面前一定要维护丈夫的脸面；决不能翻丈夫的口袋和公文包；要关心丈夫的吃、住、行，还常批评我不够温柔。有时我早上起晚了，急急忙忙擦把脸就赶去上班，母亲就会说：“早起三光（头光、脸光、脚光），晚起三慌，以后要早睡早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让学生喜欢你，同事也尊重你。”有一年我带高三毕业班太累导致头痛，连着几天躺在床上，母亲对我说：“快起来洗个澡，把头发吹一下，去买件新衣服穿。”我按照母亲的话去做，果然头不疼了。母亲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取向。
兄弟姐妹都说感谢我们一家照顾晚年的父母，但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帮助和爱更多：父母亲一直把我的孩子带到上小学，才到上海弟弟家住了两年。记得有天早上，我心脏不舒服，救护车刚把我拉到医院不久，父母亲就赶到了急诊室，满眼都是疼爱。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到医院给他送饭，父亲用他还能动的右手摸着我被冻红的脸，心疼地说：“冷啊！”
我特别感恩父母亲给予我生命，感恩他们在我人生每个重要节点给予正确引导和支持。我尤其感恩父母给了我这么多情深意浓的兄弟姐妹。父母的爱，儿女永远报答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