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一—一宋代的军事机构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才把他们平定。
宋太祖心里对执掌兵权的将领总不大放心。在赵普的谋划下,到了公元961年的一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
宋太祖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
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
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坐呀?”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
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
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听到这里,不由魂飞魄散,感到大祸临头,为避杀身之祸,连连磕头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多置良田美宅,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个晚年。
这样我们君臣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
宋太的兵权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自唐朝末年以来,藩镇的统治者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对他们来说,“今世天是对拥有甲兵的自信。
只要拥有了一定的武装,军阀们就宋太祖就是因为掌握了兵权,才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对此自然有着更深的体会,因此上台后就对军事机构进行了系列变革。
事史为长官,以同知院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同签院事为副长官,佐助皇帝执掌兵政。
以下设有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阅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等办事机构。
枢密院主要职掌“军国机务、边内外禁兵招募,以及军官的升迁赏罚,都由枢密院掌管。
但是枢密院没有指挥和调动军队的权力,这从出任枢密院长官的身份即可看出。
据有的学者考证,在北宋一代,枢密院正职(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及判枢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职出身者54人,武职出身者19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73.9%,而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6.1%;枢密院副职(包括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职出身者108人,武职出身者为21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83.7%,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6.3%。
其中从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枢密院正职一直由文官独自连续担任,前后达71年之久。枢密院内武官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在明显下降。
大致而言,宋初枢密院武职出身者尚有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权力,到宋真宗以后,其地位和权威便日益降低。
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武将出身的或为庸碌之辈,或为小有军功者,几乎成为摆设。嘉祐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
在南宋也有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如韩世忠、张俊曾经出任枢密使,岳飞曾经出任枢密副使,不过都是由于南宋时期危险的战争形势,而且出任者多在军中领兵作战,未在朝中理事。
当时文臣不仅在朝廷主宰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而且在战场上也成为方面军的统帅如夏竦、范仲淹、韩琦及庞籍等文臣都是西北前线的指挥官,而武将只能扮演副手和下属的角色。
枢密院的主要作用是制约统兵将领,是宋王朝一贯坚持的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政策的具体体现。
宋王朝的精锐军队是禁军。宋太祖在后周时就是禁军的高级将领。此时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等高级军队职务。
同时,把禁军二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衙、侍卫马军衙、侍卫步军衙,三者鼎足而立,互不统属。
每衙中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共计九员,作为三衙统兵官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
而三衙又各统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约,其目的是为提高和巩固皇权,防止兵变。三衙的将领则使用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军官出任,并且时常调换。
三衙的将领只是负责训练军队,演练阵法。至于禁军外出作战,则由皇帝另外指派将领率领。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实行以文制武,禁军的调动和移防要听命于枢密院,而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帝。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军队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防地点每隔几年要更换一次,而将领却原班不动,目的是造成“兵无常帅,将无常帅”,“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局面,隔断帅、将、兵长时间接触而形成的人臣关系,结果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帅,使将帅不得专其兵。
禁军的布防是按照“守内虚外”的方针进行的。禁军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左右驻防在京师附近,其余则戍守全国各个要地,至于边境地区只驻守少量禁军,以免外重内轻,尾大不掉。
这与唐朝的军事布防正好相反。宋太宗曾经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番话传神地说明了宋朝军事如此布防的意图。宋太祖对于养兵有一套理论,他认为“荒年百姓造反,军队不会反。
丰年百姓不会造反,而军队有可能造反”,因此,每当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他就大量扩大兵员,强壮的选入禁军,不合格的充作厢兵。这样一来,农民造反的骨干力量就转化为镇压造反者的力量。
当然这无疑会造成兵员数量的膨胀。宋太祖末年,全国有军队37万多人。到宋英宗时达到116万人,九十年间,军队增加了两倍多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另派将帅,并且由皇帝制定作战计划,遥控军队的军事行动。
为了监视将帅的行动,常常利用太监充任监军,或者干脆以文臣领兵打仗。如向敏中曾经指挥西北战事,范仲淹、韩琦也先后担任西北边防统帅。
文人本来不擅长军事,因此,宋朝的军事行动往往败多胜少,边患连连。夏竦指挥西北边防时,就被西夏人所轻视。王钦若出镇大名,看到辽兵从城下经过,吓得烧香拜佛,祈求上天保佑。
宋朝边防不振,这是原因之北宋对军事机构和军队组织的改革,对解决藩镇割据武人拥兵称雄的现象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但是由此而来的矫枉过正,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恶果,如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带来了兵将互不熟悉、军队指挥不灵的弊端,军队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
虽然北宋豢养了百万大兵,是当时各个并存的政权中最多的,却依然抵挡不住辽和西夏的进攻,屡屡丧师失地,不得不以每年付出巨额的白银丝茶来换取边境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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