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学者杜丁里斯的说法：“荷兰人屡次要求与这个邻近种族（台湾百姓）和睦相处，并为他防卫一切敌人而使他能安乐的生活。”
表面看来，这句话有一部分不是胡扯，荷兰人统治台湾，确实有很多“和谐”的时候，对高山族的部落，很贯彻西方人今天还说的“民族自决原则”。尊重各高山族部落的长老选举，给予部落自治权，还亲切关怀各部落长老的生产生活，经常亲切的嘘寒问暖，每年都赠送各种慰问品。还很关心台湾儿童的生活状况，尤其是教育问题，很懂“再穷不能穷教育。”首创性的在台湾各地设立学校，等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整个台湾岛上的荷兰学校竟有五十多座。而且在台湾岛上普遍推行“义务教育”，家家户户的台湾小孩，不但上学免费，学习好的孩子，政府还赠送衣服等礼品奖励。更狠抓治安工作，什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海盗，倭寇，谁来了就揍谁，很仗义。医疗工作也搞的好，各地广建医院，还派医生深入到田间地头甚至深山老林，为看病不方便的百姓排忧解难，施药诊治。类似的记录，不但广泛现于欧洲的各类史料。甚至在今天港澳台的各类资料中也有记录。
但如果透过表面看真相，也就不难发现，所谓“和睦相处”“防卫敌人”“快乐生活”，全是胡扯。
最直接的证据，便是荷兰人对台湾岛原住民的血腥杀戮。
在经过了早期的苦心经营后，从崇祯二年（1629年）起，荷兰人便撕破了脸面，开始了对台湾岛上各原住民部落的武力征服：这年荷兰人入侵麻豆社，反而遭到麻豆社的痛打，死伤五十多人。事发后荷兰人很恼火，但麻豆社是个大社，以荷兰人当时在台的兵力很难一下征服，荷兰人于是“杀鸡给猴看”，没去找麻豆社算账，反而大举进攻和麻豆社相邻的家遛弯，将这个相对弱小的部落的房子全部烧毁。在欺软怕硬的荷兰人眼里，麻豆社也好，家遛弯也罢，都是“土番”，杀谁都一样。
随着荷兰人殖民扩张的加剧，在台湾岛的荷兰兵人数，也直线上涨。到了到了明朝崇祯九年（1635年），荷兰人在台湾的兵力增加到了四百七十五人，人多了，荷兰人也胆大了，之后，就是长达八年的对台湾岛高山族同胞的血腥征服。先是当年被荷兰人“杀鸡儆猴”的麻豆社，被荷兰人强行烧掉了所有的房屋，大肆杀戮，外加荷兰人带来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天花病，导致当地瘟疫横行，三千多麻豆社居民，仅死于瘟疫的就有三百多人，这还是来自荷兰人的统计，显然是缩了水的。在荷兰人的重压之下，麻豆社被迫同荷兰人签订契约，宣誓效忠。
比起另一个高山族部落—-小琉球岛的遭遇，麻豆社的同胞还算是幸福的。崇祯十年春（1636年），荷兰人对小琉球群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继续“杀鸡给猴看”，他们居然在当地搞起了种族屠杀。1200名小琉球群岛居民，死于战火和屠杀的有四百多人，另有一百多青壮年被荷兰人选拔出来，分批卖到东南亚做奴隶。部落的所有女人，则分配给士兵做“礼物”。整个小琉球岛几乎灭族。此举之酷烈，甚至惊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经过投票发表声明，认定这种做法“不是很妥当”。
当然，所谓“不是很妥当”，也就是随便说说，“不妥当”的事，该做还是做。比如荷兰人之所以对一些部落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和他们签订契约，建立统治，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方便可以强征他们的兵马，再去征服别的部落，既省力气，还能挑动各部落间的仇恨，可谓一举多得。从崇祯九年（1635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荷兰人用烧毁部落粮食房屋，强迫签订契约等方法，陆续征服了台南各主要高山族部落。在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志》里，只要涉及到高山族部落，满篇都是“不妥当”的事，比如在记录荷兰人对虎尾龚社的征服时，荷兰人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他们三次扫荡虎尾龚社村落的全过程，每次都是很缺德的在秋收之后动手，将该村落过冬的粮食，房屋全部烧毁，从明朝崇祯九年（1635年）至明朝崇祯十五年（1641年）连续干了三回，要的就是让这些村民在入冬时节吃不上饭，也没地方住。荷兰人在《热兰遮日志》里详细的记录了这些躲避杀戮的高山族同胞，在回村后面对惨景，集体失声痛哭的景象，然而很得意洋洋的说“他们终于明白拒绝文明开化的后果。”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冷血心肠，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到明朝崇祯十六年（1642年），荷兰人赶走盘踞基隆的西班牙人，从此独霸整个台湾后，经过八年的征服，这时期荷兰人控制的高山族部落，已经有了219个，61696人，部落多了，管理起来却也麻烦多。为了方便管理，荷兰人又别出心裁，搞出了“地方集会”制度，这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担任台湾总督的卡隆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是每年在台湾的重镇赤坎城，举行由各部落头领参加的“地方集会”，分别是三月份举办的北方集会和四月举办的南方集会。会议的主题也只有一个——忽悠！忽悠高山族同胞们做顺民。
为了把忽悠进行到底，每次开会，荷兰人都煞费苦心，届时荷兰驻台湾的所有高级长官都要参加，总督还要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很高规格。更会不辞辛苦，到高山族村落里深入群众，拉着老幼妇孺的手嘘寒问暖。很亲民。另外到会的各部落首领，还将得到由荷兰驻台湾总督亲自颁发的银冠权杖，确认其部落首领地位，很隆重。
这么煞费苦心的会，自然不会只务虚，荷兰人也有务实的，每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催缴税款，宣传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谁家欠了税的，要一一通报批评，外带恐吓威胁，说点再不交税就把你咋样之类的话。顺便也要显摆一下，会议期间士兵荷枪实弹环列，领导视察的时候威风凛凛的跟在后面，以展示荷兰帝国的强大。最后总结会议中心思想，大体都是荷兰至高无上，效忠荷兰光荣啥的，每年也都不带重样的。
饶是荷兰人煞费苦心如此，可日久天长，该“忽悠大会”的尴尬事始终不断，比如有一次举行的基隆地区的大会，会议还没开，负责传达领导精神的翻译官就让人宰了，语言不通可是麻烦事，可荷兰人真能凑合，领导照常讲话，观众照常听，两边闹了个云山雾罩。更有好几次召开的南方集会，会议开了没一半，就有高山族同胞试图暗杀荷兰长官，虽说最后未遂被逮，但煞费心机的大会也给搅了。最早的时候，台湾总督去开会，还都是穿便装，带两个卫兵在身边，到后来，都要穿厚厚的铁甲，身边站一排卫兵。最让荷兰人尴尬的是，第一届地方集会的时候，到会的部落有二百多家，覆盖高山族人口高达六万，仅仅是十年后的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荷兰人控制下的高山族部落就锐减到了一百六十家，人口四万人。“锐减”的原因，一是常年的反抗，造成许多地处偏僻的部落逐渐脱离了荷兰人控制，二却是荷兰人对高山族同胞一次次残暴的大屠杀。煞费苦心的“忽悠大会”背后，是荷兰人残暴的殖民统治。
对高山族人，荷兰人“翻脸”比较快，而对台湾岛上屯垦的汉族人，荷兰人“翻脸”的速度却比较慢，毕竟荷兰人欺软怕硬，汉人更不像高山族原住民那样好欺负，荷兰人修筑的赤坎，热兰遮等城池，也都有专门供中国人居住的华人区。经济关系一直密切。
按照荷兰殖民者当时的统计，当时平均每年往返于两岸之间的船只，多达一千多艘，在两岸之间往返的汉族移民，总数也超过万人。在当时的沿海老百姓看来，去台湾垦荒，就跟农民进县城打工一样，分分钟的事情。到了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后，无休止的战火，更让大量沿海百姓抛家舍业，远奔台湾，在明清之交的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当时荷兰台湾总督欧沃德估算，台湾垦荒汉人的总数已经超过了两万，两岸汉族百姓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在这时期开始成形。
大量沿海汉民的进入，对台湾岛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早在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的时候，内地来台的垦荒汉人，就把甘蔗带到了台湾，这个后来成为台湾支柱产业的农作物，从此开始在宝岛生根。更重要的影响就是牛耕的推广，到了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时候，整个台湾岛的耕牛总数已经超过了一千头，大部分都是垦荒百姓用船从内地运来。晚明时期的台湾农业，以水稻和蔗糖为主，辅以烟草，大麻，生姜，棉花等经济作物。耕地的总田亩数也滚雪球般上升，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夜的1660年，台湾的耕地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三千公顷。昔日的蛮荒不毛之地，而今已是良田万顷，欣欣向荣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