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获各国支部一致批准，共产国际于当日宣布正式解散，并撤销执委会主席团、秘书处及国际管制委员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遥远的东方，就有一个男人，不顾国内打得热火朝天，不顾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却对共产国际的解散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极大的兴趣。
蒋委员长follow这事儿很久了，自从共产国际放出消息来说要解散，蒋介石就每天重点关注共产国际的新闻，掰着手指头数着共产国际还有几天解散。
蒋公甚至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唯一大事”，“吾一生之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这“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事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有最大之胜利也”。
在蒋介石看来，既然共产主义破产，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也应随之解散，值此共产党群龙无首之际，正是彻底消灭共产党之日。
委员长的心情是急切的。共产国际6月20号解散，蒋介石当晚就召集各路将领商讨剿共方案，恨不得第二天就灭了共产党。
党国的精英们闭门研究好几天，制定出一个闪击延安的计划，出其不意地包围延安，把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
为了万无一失，蒋介石指定自己的心腹爱将、离延安最近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自执行，胡宗南当时手下的部队多达几十万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肯定赢。
胡宗南得到密电之后马上着手进行缜密的兵力部署，为了确保战役成功，胡宗南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作战情报只限于参加作战会议的总部人员和准备参战的各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知晓。
然而，诡异的事儿发生了，就在预定发起闪击延安的前五天，胡宗南收到了一封来自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来的明电，电文内容竟然就是前几天洛川军事会议的兵力部署！
（朱德）
电文明确指出胡宗南“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朱德还严正警告胡宗南：“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
在胡宗南收到电报的第二天，朱德、肖劲光分别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和陕甘宁边区周围驻军将领，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肖劲光）
同时，在重庆的董必武将朱德电文交送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及新闻界，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全世界都在反法西斯，你国民党却在策划内战？
这仗自然就没法儿打了。
（蒋介石与胡宗南）
一场天大的危机，就这样消弭于无形。
数年后，这次泄密事件真相大白，泄密者正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他是共产党员。
（熊向晖）
而且，这个秘书，是胡宗南亲自挑来的，深受信任。
1、闲棋冷子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周恩来未雨绸缪在国民党军政大员身边布下了不少闲棋冷子。
所谓闲棋冷子，就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他们就闲着、冷着，一旦国民党又想搞事情对付共产党，这些人就要发挥作用了。
比如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卫立煌的秘书赵荣生、何应钦的秘书冷少农，这些人后来都在关键时刻立下了奇功。
（冷少农烈士）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而周恩来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为这层关系，周很了解胡的脾气和特点。
（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谁来当胡宗南的秘书？
周恩来提出了五条标准：第一个要出身官宦世家；二要年纪轻、仪表不俗；第三，公开面目要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青年的气质；第四知识面要广，记忆力强；第五，肯动脑子，能随机应变。
根据这五条标准，“龙潭后三杰”走进了周恩来的视线。
而其中年龄最小、获取情报最多、离胡宗南最近的，正是熊向晖（503号）。
作为一名特工，熊向晖的起点非常高，他是凭本事让胡宗南自己挑的他。
1937年底，胡宗南的第一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
胡宗南只好把第一军从战场撤下来休整，补充兵员。征兵办也来到了长沙，准备组织一个大学生战地服务团。
1937年12月31日晚上，胡宗南“传见”熊向晖所在的大学生战地服务团，当时的熊向晖还是一名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胡宗南拿着服务团花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点完名会挨个问几个问题，熊向晖就发现：胡宗南提问时都会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
其他大学生回答时都中规中矩，平平无奇。
到了熊向晖这儿，胡宗南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向晖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回答道：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下就愣了，心想：参加革命？参加什么革命？
熊向晖又不紧不慢的说道：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感觉，这人有点意思，就继续问道：怎样才是革命？
熊向晖：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除鞑虏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向晖：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胡宗南又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这段对话给胡宗南留下了深刻印象，点完名之后，胡宗南单独把熊向晖留下来谈话，他对这个举止得体、言谈不俗、政治修养高的年轻人十分喜欢，还对身边人说熊向晖是“要好好培养的一棵小松树”。
熊向晖在胡宗南的系统里进步神速，一年多以后，就被胡宗南委任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各种机密文件都能经手过目，胡宗南的讲话稿都是熊向晖起草的。
胡宗南很是器重熊向晖，对熊向晖厚待到什么程度呢？
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大泄密，胡宗南火冒三丈地要查泄密者。
熊向晖以攻为守，主动要求从自己查起。
但胡宗南理都没理，因为他觉得熊向晖是卧底的可能性太低，直接跳过熊向晖查别人，最终枪毙了两个替罪羊向委员长谢罪。
（熊向晖与夫人谌筱华）
2、再救延安
1947年3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
国民党是要撕破脸打内战了，绝对是真打。
胡宗南本来刚安排好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十几人赴美留学深造，但为了这事紧急召回了熊向晖，毕竟是最信任的机要秘书。
这次闪击延安同样是以多攻少，胡长官十分自信，仗还没打，已经让熊向晖为其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了，还拿着幕僚拟订的《右兵团攻略延安作战指导计划》和《左兵团攻略延安作战指导计划》得意洋洋地问熊向晖：这计划如何？
熊向晖答着：好，必能将共匪一网打尽。然后转身出门赶紧把这两份绝密文件发回了延安。
当周恩来收到情报时，十分激动地说：“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
（西北野战军指战员撤出延安，在周边设伏）
但这次通风报信时，熊向晖漏掉了一个关键信息——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二司司长、保密局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带着一个分队的专业人员也来到洛川，还带着美国最新研发的无线电台测向设备。
有了这个无线电台测向设备，敌人是可以追踪中央电台的方向的。
得知这个信息后，熊向晖急出一头汗，情况紧急，熊向晖觉得非及时报告中共中央不可，否则党中央真要被敌人一网打尽了。
但身为机要秘书，胡宗南对他的要求就是随叫随到，寸步不离。
他万般无奈，只能走了一步险棋——把测向仪及其潜在危害全都写在信上，然后放入西安绥靖公署的专用信封，让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回西安，转交自己的上级发给延安。
（美军士兵正在操作无线电测向仪）
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暴露自己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暴露，12年的潜伏将前功尽弃，自己也是难逃一死。
但是事关重大，熊向晖还是义无反顾地把情报发了出去。
万幸的是，情报转到了周恩来手里，没有出事。
周恩来马上命令中共中央的电台在转移中停止工作3天。还起草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望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中共中央前脚刚撤退，胡宗南部后脚就攻入了延安。
然后，胡宗南又傻眼了。
眼前的延安，一个共产党都找不着，而且，原来的共军驻地收拾的干干净净，一颗子弹都没给胡宗南留下，一看就是撤退的有条不紊，绝不是慌忙撤退，肯定有人泄密。
（胡宗南进入延安）
胡宗南来到毛泽东在延安的居所枣园，在书房抽屉里找到一张毛主席写的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与此同时，魏大铭的特工小分队也发来消息：延安周边未发现大型电台使用线索，设备正常，设备正常！
胡宗南彻底蒙了，这好几万人难道凭空消失了？
（蒋军坦克在“攻占”延安后接受检阅）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汇报可绝对不能这么汇报。
面对一直关注一线战况的委员长的询问，胡宗南硬着头皮答道：延安大捷，生俘共军一万余人。
蒋介石喜出望外，马上回电：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
可胡宗南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太期待这场“胜利”了，不仅发电祝贺，还安排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
胡宗南慌了，这上哪儿弄“一万共军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呢？
一次谎言要用一万次谎言来圆。情急之下，胡宗南从国军中挑出1500多人冒充“共军俘虏”，还把国军一个团的武器“缴械”运来。为了显示国军的人道主义，胡宗南还造了大量假坟，立了墓碑。
不久，中外媒体记者团来到延安采访，胡宗南的大型翻车现场来了。
一伙国军在市郊往旧坟堆上扬新土，记者用脚一踢就露出了旧坟。
记者去战俘营，看到“俘虏”们相互捅捅戳戳在说笑话。一转身工夫，记者采访过的“俘虏”又在别处出现了。
记者问：“方才见过面，怎么又到这里来了？”“俘虏”说：“我们是坐大卡车过来的……”“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国军。”“你不是共军俘虏么？”“那不怪我，长官叫我当什么兵我就当什么兵。”
在陈列室里，记者看到缴获的武器是美式新机枪、冲锋枪、中正式步枪，便问：“这是共军使用的枪械吗？”讲解员被问住了，半晌才说：“原是国军的枪，被共军缴了，这次又被国军缴了械。”
演戏演砸了，“剿共”也不顺利。
中了空城计的胡宗南命令手下二十三万大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间爬上爬下，搜索共军主力。
但是他面对的对手是真正的微操之王，还有情报帮助。
胡宗南找来找去，始终没有找到共军主力在哪儿，而共产党却连打了几个漂亮的伏击战，在青化砭、蟠龙镇、羊马河三战三捷。
（青化砭战役胜利后，分享所得战利品的我军指战员）
又一次挽救了党中央的熊向晖见危机已经过去，主动向胡宗南请辞，赴美留学去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熊向晖出国不久，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就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王石坚等数十名情报人员被捕。
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在美国学习，军统鞭长莫及，而胡宗南把此事视为天大的耻辱，万万不敢让蒋介石知道，竭力压下了此事。
3
解放前夕，熊向晖回到了祖国。
周恩来接见熊向晖时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和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们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周总理说的“后三杰”，第二个人是陈忠经（代号502），出身官宦世家，父亲陈延晖，长期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徐永昌的幕僚。
1945年9月3日，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就是徐永昌上将，代表团的秘书长就是陈忠经的父亲。
陈忠经就靠着这层关系，每次去西安都必定去看望父亲，有时候还非要父子同住一个房间，而且一定要亲自看望徐伯伯（徐永昌）。
徐永昌和陈延晖看这个后生如此懂事儿，又特别关心时局，每次都和他相谈甚欢，这一聊高兴了就难免泄露机密。
胡宗南集团的一些高级军官，一看这个年轻人这么有背景，也乐于跟陈忠经套近乎、搞关系，在互相吹捧的过程中，又是一些机密被当成吹牛的资本说了出去。
可他们都没想到，眼前这个进步青年陈忠经，已经进步到了共产党那边，今天和陈忠经聊的军事机密，过段时间就出现在了共产党高层的案头上。
最后一位是申健（原名申振民，代号504），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大学联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申健比陈忠经先一步来到了西安，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
胡宗南到西安后，申健也加入了胡宗南的第一军随军服务团，先后在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团等处工作，由于工作突出，申健深受胡宗南赏识。
为了扩大情报来源，申健还以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的身份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和陈立夫、陈果夫中统，一个共产党特务大摇大摆的加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胆识过人。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申健一路做到三青团陕西省支团视导室的视导，视察督导各地团务。
（三青团团员证）
这个岗位大大方便了申健刺探胡宗南部各军情报，三青团在各部队都有分支机构，申健视察团务的同时就把各地军纪顺便也视察了。
而且，由于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都控制在申健手中，申健能获得很多机密情报，胡部各地驻军的调动、军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士气等情况，申健一清二楚，就连教员都说：“陕西三青团不同，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
194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在熊向晖从胡宗南身边获取情报的同时，申健从地方也获得了这一情报，两人的电报是前后脚送到中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向晖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中国驻英国代办、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等职。
曾作为周恩来的助理，参加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的访华会谈、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
（熊向晖（右一）与周总理）
陈忠经长期在外交战线上从事对外文化工作，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等职。
（1960年，陈忠经（左一）在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右一）以及格瓦拉（中））
申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历任中国驻古巴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驻印度大使等职，1992年3月23日病逝。
（申健（右二）在哈瓦那中国大使馆门口）
国民党手底下人才少吗？从来不少。
问题在于蒋介石自己走错了路，精英们不认同他的理念，宁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跟共产党走而已。
1943年，国民党中央党校在重庆开办青年干部培训班时，申健和蒋介石还有过一段对话。
当时，申健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学员向蒋校长致辞，充满激情的演说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
（蒋介石还有一个身份：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典礼结束后，蒋介石单独接见申健，仔细询问了申健在胡宗南处的工作情况，说：“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
蒋介石说这话时肯定不会想到，申健为代表的这批人，眼里的前途不只是个人的前途，还有民族和国家的前途。
而在那个维度上，蒋委员长的路，半点前途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