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

变革都需要突破口。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亟需一个披荆斩棘的尖兵来“搞活”经济。承担重任的，正是经济特区。

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在向中央领导作汇报时，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开办出口加工区。

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与鼓励。“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直白通俗的话里，透着热血与干劲。

经过深入调研，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9年7月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关于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并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经济特区”。同年８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随着经济特区创建工作陆续展开，无数急于摆脱贫困的中国人涌向这里。短短几年功夫，“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水草寮棚”的渔民村变身“家家万元户、户户小洋楼”，让中国人确信：这个方向没错！

尝到“甜头”的中国，秉持着“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方向，于1988年4月决定海南正式改制为省并划定海南省为经济特区。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中央又正式批准霍尔果斯、喀什设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队伍不断壮大，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样本也由此立起。

试与闯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1992年，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时留下了这样的话语。

经济特区（5大经济特区）

一只张开翅膀、伸开利爪，正搏击风浪的大鹏鸟——这是新中国第一张股份制企业股票上的图案，也成为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敢打敢拼的见证。

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由此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深宝安”，更首开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先河。

不仅发行中国“第一股”，40年来，深圳还建成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创造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等多项先例。同时，深圳颁布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砸烂“铁饭碗”“大锅饭”；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油肉菜敞开供应，推进物价改革等措施，更突破了众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

正是这种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从原有体系和习惯中解脱出来的“玩法”，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蹚出了许多新路子。

工作人员态度生硬、机关办事拖拉，是部分外商早期对经济特区的印象。面对这一诟病，1987年4月29日的《汕头特区报》登出一条“24小时内答复”的口号。当时的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明确规定，各职能工作部门对外商询问的问题应在24小时内作出答复，在国内首开政府机关对企业服务承诺制先河。一时间，来汕头投资设厂的客商大幅增加。

1992年，“珠海百万元重奖科学家”的新闻轰动大江南北。当年的首届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励大会上，珠海在全国率先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重奖，获特等奖的每位首席获奖者奖品总值超过100万元，这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科技界“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在此后多年发展中，珠海打造的“人才洼地”效应不断凸显。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的“高颜值”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特区相比，厦门40年发展的一大突出特征是协调。1994年厦门市获得经济特区立法权以后，出台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就是《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厦门市生态文明指数位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第一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摒弃陈念、敢打敢拼，40年来经济特区打造了“知识”“技术”“管理”“对外政策”四个窗口。从这些窗口中，中国看到了世界的样貌，也找准了自身发展方向。